整治卖血：多地叫停互助献血

摘要：“如患者因病情需要，考虑家属真实意愿，个别患者要求可作个案处理。”

对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来说，春节前后向来容易发生“血荒”。而今年距离春节不到十天时，北京市卫计委下发的一纸文件，更增添了许多病人的担忧。

小晨今年24岁，是一名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该疾病多表现为较严重贫血、出血和感染。十多年来，小晨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做输血治疗。以往“等血库安排几乎很难”，小晨常通过互助献血方式，得到及时供血。可自从2月10日起，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于2月5日发布的《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按照国家卫计委《关于做到十九大期间医疗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今后北京市“将停止开展互助献血”工作，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

患者被动等待

北京不是唯一叫停互助献血的城市。早在2012年，武汉市就曾暂停互助献血，后又允许每年春季、夏季血液供应紧张的时候，短暂开展互助献血。2017年下半年以来，南宁、四川等地也相继发布政策，称已经暂停或拟从2018年3月起，全面取消互助献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互助献血是无偿献血的一种形式。《献血法》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与通常公众所认知的义务无偿献血相比，互助献血指向性、目的性更明确。一般需要大量或紧急用血的患者，可先填写互助献血申请单，动员周边亲戚、朋友去采血点献血。取得相应献血凭证后，血站会立即调配同等量血液给医院，优先保障该患者用血。

如果不组织互助献血，患者就只能等待血库被动分配。小晨担心，“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大部分都会离开北京”，本来义务无偿献血的人就会减少，再加上取消互助献血，“血库更没有血给我们了”，“那我们病人怎么办？”

2月10日晚，正是北京取消互助输血的第一天，小晨“消化道、牙龈出血了一夜，嘴里一直吐血块”，而他周围已有病友血小板计数低于三千，“到现在没有血小板输”。公开资料显示，正常人血小板计数通常在10万-30万左右，计数过低会有皮肤、内脏乃至脑部出血风险，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以前小晨血小板计数低于四千，就会动员周边朋友、志愿者互助献血，但现在已有病友低于三千甚至降到0，却只能被动等待、无计可施。据小晨介绍，他所在医院已组织医务人员义务献血，让血站再把血液返回医院，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

卖血乱象

与北京同为大城市的上海，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专家陈静介绍，其虽还没有收到停止互助献血的消息，但春节前后也历来是血液供应最紧张的时节。陈静告诉财新记者，“过年学生、外来务工者都回去了”，“血液病人却还在”。“有些手术姑且能往后推推，可输血等不了”。

这时除义务无偿献血外，互助献血成了血液供给的重要途径。且即便在平常，据陈静介绍，血站供应量，也远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尤其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骨髓移植手术开展较多，有时供需差距可达五倍。

很多病人短时间内，找不到太多朋友互助献血，只能找“血头”买血。北京、上海等许多三甲医院血液病人内部，都常有“有偿献血”小广告流传，每200或400毫升血液明码标价，价格在数百元乃至数万元不等。患者需要多少血，“血头”就负责找人，假扮患者亲友，去采血点献血，以取得互助献血凭证。患者及医院再依据凭证，向血站申请调取同等血量。

据陈静介绍，有些患者做骨髓移植手术，“十几万都花在买血上”。取消互助献血后，“血头”再无可乘之机，无法从中牟利，但血液供应紧张的现实不会因此改变。“有互助献血的情况下，供应都很紧张，一下子取消了，病人还能去哪输血”，陈静表示。

也有医生认为，取消互助献血，有利于保障用血安全。由于“血头”招募的卖血者，多来自社会底层，不排除有吸毒、卖淫等高危职业人群，或隐瞒、篡改身体健康状况，这在一些医生看来，会增加用血安全隐患。

根据卫生部门制定的最新版《献血者健康要求》，具有高危行为的献血者不应献血，特别是具有静脉药瘾史，或患经血传播病原体疾病的人群，如艾滋病、乙肝等。尽管血站会组织检测血液质量，合格者才会被用于患者，但卖血乱象仍是潜在威胁。

政策是否一刀切

陈静则表示，长远来看，血液供应需要以义务无偿献血为主，但在现阶段“可能得一步步来”。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2016年全国共有1400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率已接近1.05%，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但和发达国家（3.3%）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尤其在2010年10月，全国多数地区血液供应告急，“血荒”一词逐渐为公众所熟悉。关于这次大面积“血荒”的原因，许多专家分析不一。有人认为是多年以来，信息不透明引起的信任危机。也有人认为，这与早些年河南艾滋病村等负面新闻留下的阴影有关。

之后季节性“血荒”，在诸如北京、上海等医疗资源较集中的城市，逐渐成为常态。“每年春节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血液科医生”，“如果取消互助献血后，不能保证血液供应量，就只能看着病人一个个倒下”，陈静表示。

另一名三甲医院血液科医生则认为，目前血液供应、调配都归血站统一管理。而血站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很多只坐在办公室里”，“现场工作人员态度也很差”，这对公众献血的积极性有负面影响。

对于患者、医生的种种质疑，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于2月12日向财新记者表示，北京停止互助献血，是应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如果患者因病情需要，考虑到家属的真实意愿，个别患者要求可作个案处理，目的是保证安全合理用血”，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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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热议——

@雷海潮（北京市卫计委主任）： 

加强血液安全保障，北京将增加并优化采血点布局，加大团体预约献血，促进公民无偿献血，做好省际调剂用血，保障血液供需平衡。

@澎湃新闻：

披着互助献血外衣，而行非法买卖血液之实，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但要在根本上解决互助献血与义务献血比例失衡的状况，除了重拳出击血头产业，关键还是要加速推进义务献血。中国式血荒多年未解，在医学用血量增加后，更是显得捉襟见肘。

@师晓东（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互助献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叫停与否，而是如何去解决用血难的问题。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低对血液的需求量，但光凭医院没法解决根本问题。目前人工造血的科技已经基本成熟，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人造红细胞、体外培养血小板等技术得到应用，将为解决用血难问题带来巨大突破。

然而，目前我国对于细胞治疗并没有专门的部门与人员进行管理，制度的空白相比科技的发展有所滞后。政府部门的管理制度应该“跟上”，在管理与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让更多临床一线的专家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