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悼念当然无可厚非，但当哀悼成为一种大众化仪式，个人感情与情绪已不重要。
作者| 张畅
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逝世，和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去世时必将经受的“命运”一样，朋友圈中纪念文章、蜡烛、双手合十、签名、合影层出不穷。还有杨绛、陈忠实、陈映真、汪国真、杨洁……与他们生前的低调相比，去世后朋友圈里热闹的缅怀与悼念“狂欢”，带有那么一点“嘲讽”意味。
微信公号、出版社、自媒体的积极参与，助推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狂欢，有网友将这类刷屏狂潮戏称为“云戴孝”，尽管一到两天之后，一般就不会有人再度提及；一年之后，人们会渐渐忘记；三五年之后，很难记起。
未必读过《白鹿原》、除几句由人杜撰的鸡汤段子外不了解杨绛、不知道陈映真是谁、去世前根本不知道杨洁与《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只读过余光中的《乡愁》……尽管如此，转发、点赞、蜡烛、“假装很熟”照例次次不缺席。
悼念与刷屏当然无可厚非，只是，为什么会这样？
19年前，1998年12月19日，作家、学者钱钟书去世。彼时还没有朋友圈和社交媒体，敬仰钱钟书先生的读者们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得知消息后，通过到书店排队购买《围城》来纪念他，据说各大书店中的《围城》一度断货。
通过买书来纪念一位作家，如今变成网络上的“点蜡”，发布一条朋友圈取代了到书店排队，纪念的过程被缩短了，方式看起来也更简便了。人类的纪念仪式，就这样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从日常生活被移植到互联网上。
前信息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实时获得他人对自己行为和言论的回应，而在互联网时代，它更轻易地被看见、传播。或许正因为更多人可以看到，他们才会更多地参与到事件中来。根据传播学的理论，一方面媒介利用技术在制造事件，另一方面正因为制造了事件，也更容易影响到人的行动。
毋庸置疑，技术和互联网，使得这种“哀悼行为”变成一种大众化的集体仪式，而不是个人的感怀。朋友圈的设计恰恰能让你看见那些与你亲近或你选择的人，而如果你不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不快。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做出策略性的选择。
于是在很多情况下，朋友圈的点赞和转发已经变成一种社交礼节，尤其当工作中的领导、同事、合作伙伴也在其中，更容易“秒赞”，表示“我在关注你”或“你对我来说很重要”，而这时发布的内容本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将朋友圈“云悼念”名人的行为视作仪式的一种，而你想要加入到这场仪式中去，就必须了解并遵从其中的秩序。欧文·戈夫曼在Interaction Ritual一书中就提到，如果你进入到这个仪式中，就要遵守它所建构的秩序，而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秩序，就被视为秩序的破坏者，就可能不受欢迎。假如你发反对之辞，就会变成总体环境的冒犯者。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r
简而言之，不管有意或无意，一个人可能会为了让你亲近或信任的人看到，或单纯出于礼节性的回应、表达感怀，加入到这场“转发、纪念、哀悼”的集体仪式中来。大部分加入这场仪式的人，为规避被排斥的“风险”，或本着“逝者为大”的原则，一般会选择成为秩序的顺从者，只表达个人感受或强调好的一面，不做批判。
朋友圈的表演性质
人人都是演员的“全民表演”时代
1956年，已经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根据一项在设得兰群岛一个佃农社区所做的实地研究资料，写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
这位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在书中讨论了日常社会生活情境中，个体通过对他人表演，引导别人对自己形成印象的方式。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和戏剧一样，剧本、舞台、表演者与观众四者必不可少——剧本是由社会制度、法律条文、组织规定、道德与社会规范框定的；舞台是生活中遇到的不同场合和和情境；表演者和观众（被戈夫曼称作“剧班”）是表演过程中相互协作配合的个体。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欧文·戈夫曼，在书中讨论了日常社会生活情境中，个体通过对他人表演，引导别人对自己形成印象的方式。
五十年前的“前信息”时代，了解一个人往往通过直接的人际交往，或间接的口口相传的消息传播。而与戈夫曼时代完全不同的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这场“自我表演”挪到了社交媒体。
在我们的朋友圈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见过面、好像彼此相熟、但走在街上也不会相认的“熟悉的陌生人”。当我们发布一条信息时，别人看不到我们的面部表情，听不到我们的语气、声调，也无法准确判断我们的情绪，只能透过一个个消除了真实感知成分的文字或图像符号来猜测。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文字符码是别人与你相熟的唯一途径。
于是在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每个人走路、坐车、吃饭都低头看手机的年代，我们的“表演空间”看似无限广阔，其实只是缩小到了朋友圈，从某种意义上讲，为自己打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变得更加容易了。只需要取景、美图、配文、上传，一切都由你操控。
“我们用与我们不可分割的角色外衣，优雅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p.46）或许正是因此，我们的日常焦虑来源于，朋友圈里的人看起来都比我们自己更快乐、幸福、稳定、乐于结交朋友。但正如戈夫曼写的那样：“作为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所驱使的动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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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热议——
@QueenieFreely（网友）：
因为余光中的逝世，朋友圈个别知识份子各种吟诵[乡愁]，并悲痛的发文“余老走好”之类，让我禁不住想起杨绛去世时好像也是这几位文化人以这样悲痛的情绪表示“杨绛先生走好”，还有什么“杨绛先生经典语录”、《我们仨》之类……就好像你真的懂似的！你家亲戚没你都没这么难过，这时候装大尾巴狼来了……
@PaladinZZZZZi（网友）：
杨绛先生去世朋友圈各种公众号来回来转发，其实老一辈文化人没了，你关心他们的生平，其实还是嚼舌的八卦，并不能显得多有底蕴；真感兴趣翻她两本书，不要活在别人的八卦里，多读点书才是真。
@基因的某工具（网友）：
文人去世，纪念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播下一颗文化的种子。稍稍遗憾的是，浇灌这些种子的，往往是一碗碗浓稠的鸡汤，闻起来满园香气四溢，但真长不出几株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