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并未消逝的乡愁

摘要：乡愁远去，诗人飘零。“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作者|艾江涛

14日下午，朋友圈被一条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刷屏：著名诗人余光中在12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看到这则报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不期然地想起在中学语文课本上那篇流沙河的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和他提到的“Y先生”，Y先生正是台湾诗人余光中。1982年，《星星》诗刊连续12期介绍“台湾诗人十二家”，3月号便刊登了余光中的诗与介绍文字。编辑流沙河为余光中回信中的那句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所触动，很快写下了那首诗。

诗人余光中（1928—2017）

乡愁诗人

最初的介绍里，余光中的那首短诗《乡愁》最为出名。不难想象，在那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启，两岸之间的文化与交流刚有松动的历史时期，像“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样的句子，能撬动多大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

余光中《乡愁》手迹

与1949年涉海而渡的许多台湾人一样，余光中也属于“大江大海”的一代人。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1928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8年，当他还在金陵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便开始写诗，由于受到梁实秋的赏识，还出版了诗集处女作《舟子的悲歌》。1950年，随父母赴台后，余光中继续就读于台大外文系，1953年，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成为台湾五六十年代异常活跃的现代诗人。

余光中的诗集处女作《舟子的悲歌》

尽管在大陆普通读者的接受视野中，余光中一直有一个“乡愁诗人”的身份，但是这种乡愁，毋宁说更多出于一种传统与文化的乡愁。有人问起他大学时的专业选择时，余光中曾经说：“我虽然读的外文系，我不过是从西洋文学中学习，作为一种手段，目的还是把西方‘冶金术’拿来，发掘东方的宝藏。”对于自由酷爱古典文学的余光中来说，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学习，更多是一种“浪子回头”式的借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现代主义的潮流席卷了台湾，从诗歌影响到散文、绘画与音乐。余光中回忆起那个时期异常兴盛的台湾诗坛：“在如何对待西化和传统的问题上一时比较混乱，不仅诗人参与，社会人士也加入进来，因为各持主张，论争很热闹。当时争辩的主题大约有三个：文白之争、现代画、现代诗。而现代诗则是论辩的重点。在古典诗与‘五四’的新诗之后，现代诗的产生是‘必然’，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现代诗毕竟是新生的艺术，毛病在所难免。那么现代诗究竟该怎样写，它对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潮流该持怎样的态度？”

在那种热烈的讨论氛围中，余光中尝试了一系列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可是不久，他开始警觉西化之失，并向一些西化作家直言苦谏，毅然告别虚无与晦涩，回归传统，写下许多诸如《寻李白》等一系列以古人为题的人物诗，以及像《白玉苦瓜》等博物馆文物为题的古意斑斓的诗歌。然而，在余光中看来，这时的回归传统，已是融合了现代精神的“中国诗的现代化”。

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尽管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余光中曾经三次留学或任教于美国，还学会了开车，喜欢上了披头士乐队，但萦绕在他诗歌中的主题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在一次访谈中，余光中说：“迄今我成诗千首，乡愁之作大约占其十分之一。与此相近之作尚有怀古、咏物、人物等主题，数量亦多。在乡情之外，我写得很深入的主题还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自述、造化各项。因此强调我是‘乡愁诗人’，虽然也是美名，却仍不免窄化了我。”

更重要的是，余光中理解中的乡愁，内涵广阔，不仅包含地理意义、家乡风土、历史在内的文化印记，还有格局大小之别。举例来说，“‘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小而亲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大而慷慨。”

“新古典主义”诗学的大陆影响

1992年，余光中第一次回到大陆。但他的诗歌，早已先于人而抵达。“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杨炼，对我回忆道，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自己诗歌的英文译者便送给他一本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选》，其中对于叶芝、庞德等人的翻译，令他印象深刻，至今还将其保存在柏林的家中。

“余光中的诗歌对音乐性非常讲究，比较有名的《乡愁》，很强调音乐性，讲究押韵，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很密切。”尽管杨炼认为余光中与古典诗歌的衔接方式比较简单，与自己的写作没有太大关系，但在他看来，在1980年代中期，大陆诗歌局面初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余光中的影响很大。原因在于，“他的诗第一非常中文、非常中国，第二朗朗上口很悦耳，第三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所以对当时一批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这些诗人的写作介乎于官方诗人与朦胧诗带来的现代气息之间，所谓港台味。”

诗人王家新也很早就读过余光中的诗集《白玉苦瓜》，在他看来，后者对大陆诗歌的影响主要在1980年代。余光中早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后来致力于发掘与整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新诗的艺术经验，这种浸透语言与文化乡愁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写作，无疑给汉语诗歌带来一种新的可能。王家新举了诗人张枣的例子：“他确实让当时许多一心执迷现代主义的年轻诗人重新发现了古典，并意识到可把中国古典引入现代。虽然台湾诗坛的复古风很有问题，但离开它们的影响和启发，据很难有《镜中》这样的诗出现。”

王家新尽管没有对余光中“新古典主义”诗学的问题更多展开，但毫无疑问，类似的质疑也曾出现在台湾诗坛。1986年元旦，余光中在他的第8本诗集《敲打乐》的新版序言中写道：“有些论者一直到现在还在说，我的诗风是循新古典主义，与现实脱节云云。什么才是现实呢？诗人必须写实吗？诗人处理的现实，就是记者报导的现实吗？这些都是尚待解答的问题。不错，我曾经提倡过所谓新古典主义，以为回归传统的一个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唯一的途径，更不能说我目前仍在追求这种诗风。”

可见，无论是乡愁也好，新古典主义也好，都不足以概括余光中本身徘徊游走于中文与英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诗歌创作。况且，在余光中心目中，诗歌只是他生命的一个维度，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合起来才构成他创作完整的四维空间。

据说，梁实秋曾称赞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无独有偶，在诗人杨炼看来，余光中的散文成就要比诗歌高，而他的翻译在当代中文诗人中更是突出：“比如叶芝的《丽达与天鹅》，他对外语诗意与形式吃得非常透，并把这种感受和对诗的要求融化到翻译中，进入化境，丝毫没有现代白话文的生涩之感。庞德的那首《理查王》，更难翻译，非常严格的诗歌形式，但同时第一人称写作的理查王说的语言非常粗俗，他可以把这种粗俗的语言，与非常严格的韵和形式结合得完美无缺，甚至有点炫技的感觉，但这种炫技在诗歌意义上非常高级。”

2006年，我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目睹过余光中诗歌讲座的空前盛况。一间最多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里拥入近千人，听讲的学生甚至站到了讲台两侧。那时的我还颇为意气，在我看来，这种明星式的围观完全与诗歌无关，愤愤之下甚至挤出了教室。

后来想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同今日对诗人的纪念，拥挤热闹之中，有人真正关注他的诗歌就好。对于这一点，余光中向来自信，1983年，在诗集《白玉苦瓜》10版的自序中他写道：“安迪·沃霍说：在大众传播的现代社会，每人轮流出名五分钟。流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致命伤，就是既快又高的折旧率。诗，从来不是什么流行的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折旧率的问题。对于屈原或杜甫，折旧率似乎毫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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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热议——

@澎湃新闻：

[社论|远行，才知道故乡的意义]昨日，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逝世，享年90岁。乡愁远去，诗人飘零。有人说，余光中定义了乡愁；有人说，他并非乡愁诗人。余光中和那一代“中国青年”一样，远悬孤岛，心却更怀念“失去的故乡”。因为远行，才知道故乡的意义；因为故乡的存在，游子才必须还乡。

@西园寻桂（网友）：

从昨日早晨开始，天空就是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大地，寒气袭人。午后竟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漫天飞舞。落到脸上，凉丝丝的，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今年的第一场雪，我漫步在雪中，思绪随风飞扬。期待着一片银色的世界。余光中先生昨日仙逝，一缕乡愁梦中逢，读罢怎不叫人悲！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乡愁，抹不去的是浓浓的乡土情结。这满天的雪花，或许是在告慰，赤子魂兮归来。

@卓小妞fighting（网友）：

一首《乡愁》，曾让多少人思乡泪下。如今先生走了，乡愁真的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们在外头，先生在里头。余老带着未了的乡愁走了，希望他在天堂能了却那浓浓的乡愁！余光中老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