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曾被质疑动机

摘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触及伦理层面的“新职业”。

清明将至，一则视频在网络悄然走红，视频的主人公叫王璐，来自北京佑安医院。

王璐所从事的并非普通的救治诊疗工作，而是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触及伦理层面的“新职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

近年，在北京部分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悄然诞生。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静待于病房外，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家属问出：“你愿意捐献出逝者的器官吗？”

为了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这些协调员们四处奔走，试图从死神手中争抢生命。但由于器官捐献的概念在国人心中仍较陌生，一路走来，他们也面临着家属甚至同行的诸多不解。

医生“转行”协调器官捐献

在佑安医院ICU病房里干了5年之后，医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佑安医院也设立了协调员的岗位。协调员们多为医院各科室的医护人员，主要的“任务”包含识别捐献者、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助整个捐献过程的完成。

王璐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肾脏，来自一位11岁的浙江小女孩。

2012年春节，女孩来京与打工父母团聚时，被开卡车的父亲倒车时撞伤了头部，造成了严重的脑外伤。女孩在佑安医院ICU中接受了两周的治疗。因伤情严重，女孩于第15天失去生命体征，全脑死亡。

王璐记得，女孩去世后的当天上午，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以至于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王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但下午，两人主动找到了王璐。

“很想回报社会点什么。”在王璐的帮助下，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他们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儿留在北京。

在当时，主动为逝者捐献器官的家属还不多见。王璐记得，捐献当天，很多医生赶来为女孩送别，许多人在现场泣不成声。

这位女孩所捐献出的的肝脏、肾脏、角膜总共拯救了3条生命，让2人恢复光明。像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近7年来，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

被同行驱逐的“协调员”

拥有ICU大夫经历的王璐，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器官捐献”的急迫。她说，自己在ICU见过的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并在等待中死去。

不过，这份“新工作”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

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中，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潜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的理念、并争取合作的机会。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

她曾不止一次地被医生同行当面“驱逐”。

有一次，王璐前往一家大医院，与相关负责人商谈器官捐献的事项。在等候所有患者就诊完毕之后，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出去”。

还有同行曾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直言“我这儿是救人的，你是来干嘛的？”，似乎斥责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最难过的时候，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她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在面对逝者家属时，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

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得知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个小时，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遭质疑“动机”的尴尬

器官捐献必须取得其父母、子女、伴侣等亲属的同意捐献方能进行。来自佑安医院的统计显示，2016年，该院共接到近300个捐献电话，初筛通过后协调员外出共190多次，其中只有40多例到达待捐状态，最后成功捐献仅20余例。

在通过初筛的190多人与到达待捐状态的40人之间，150多人过半数是因家属的不理解止步于捐献之外。

“只要家属有意愿，来一个家属协调员就去讲一次。”王璐说，为一个案例跑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

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记得，去年4月，一位51岁的高血压患者因严重脑出血而脑死亡，医院协调员取得了其子女的同意，但患者的伴侣却不能接受，理由是“不能让老伴在阴间缺肝少肾”。

家属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对亲人罹难的悲痛情绪、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怀疑。

另一名协调员、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高杰说，他曾被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会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属的因素，另一重“考验”还包含对捐献者的身体评估。按照要求，捐献只能发生在捐献者死亡之后、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献者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包括年龄低于60岁，原发病为脑外伤、脑出血、颅脑肿瘤等脑部疾病，且无恶性肿瘤、传染病、吸毒史、嗜血细胞综合症等禁忌症等等。

“单枪匹马”变团队作战

为了提高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北京的试点医院及协调员们也各出“大招”。王璐说，为了与家属更好地沟通，协调员们曾专门出国学习过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来，这些“技巧”能够更好地帮助家属理解何为器官捐献，却很难改变家属的固有观念。普遍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城市内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住在郊区或乡下的家属更能接受器官捐献。

社会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国家卫计委曾表示，2010年前后，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占到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几乎为0。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见证成功捐献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虽然工作不易，但协调员们的普遍感受是，公众的接受度已提高很多。王璐告诉记者，一开始，被患者和医生拒之门外是家常便饭，现在每周都能接到主动咨询及提供线索的电话，佑安医院的协调员也从她“单枪匹马”变成了9个人“团队作战”。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名单，全国有165家医院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不包括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医院），其中北京有20家。包括佑安医院、友谊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安贞医院等在内的多家医院，均设立了协调员。

在采访中，王璐告诉记者，面对生命垂危的捐献者，她所想的是“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而一对角膜、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一颗心、两叶肺、一个胰腺……一个人可以捐献出的器官，可能让9个人重生。

如果有一天面临死亡，你愿意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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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热议——

@希星幽荷JS（微博网友）：

可贵的生命就这样在爱心与无私中延续，太感动了，致敬，愿逝者在天堂安息。

@随宇而安码字ing（微博自媒体）：

看看那些接受捐赠的人，觉得自己的亲人仍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沙砾84375（微博网友）：

真希望这样的大爱今后会越来越多！如果我死后，器官还能用，我也会捐的，毕竟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把它给有需要的人来得有意义！

@i张云刚（微博自媒体）：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人世，我也希望能够捐出遗体。向这些人致敬！

@公子沐晗（微博网友）：

那位妈妈说，孩子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她想像想一下就觉得很美 真的很美，祝福，宝贝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