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或引二孩政策新变化

人口危机|2020年后将现招工娶妻养老难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40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已得到根本扭转。同时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少子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提速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预计，2020年后将出现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问题。

【首先是招工难】

目前我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1982年为33.6%，到2014年只有16.5%，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远低 于印度的34.0%，比美国的20%还低，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少儿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2.2亿人。

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 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21年 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悬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 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将遇到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超过8000万人。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剧减少，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

【二是娶妻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014年仍高达115.9。 2010年，我国0~19岁人口中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因此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娶妻难将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大难题。

到2020年，“娶妻难”将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20年，24~28岁男性有 49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3900万人，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 势，因此这一问题将非常棘手。或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如果成年男性分化成了有配偶阶层和无配偶的“剩男”阶层，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无法成家、当婚未能婚，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会大大降低这个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人反社会的诱因。

【三是养老难】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已达1.37亿，占全国人口的10.1%。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 亿，占总人口将超过30%。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相当压力。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 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在目前这种 “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婴儿潮未如期而至

从十年前开始，就陆续有关于中国要迎来新一轮婴儿潮的声音。总的来说，对1945年以来中国的三次婴儿潮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次婴儿潮是1950年代。1945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到1957年达到2138万的高点后开始明显下降。到1961年，达到1141万的低点。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开始，持续15年保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直到1976年。第三次婴儿潮从1986年到1990年，这5年形成一个潮峰，其中1990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

经过询问多位人口学者，我们得到了颇为一致的回答，按照统计数据，从199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万之后，就一直没有超过1800万，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始终在1500多万到1600多万徘徊，根本没有出现婴儿潮。

“按照人口变动规律，是应该有个出生的小高峰，但是查看这十几年的统计数据，只有小的出生波动，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婴儿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说。

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的一年。此前有关部门曾经担心，放开单独二孩可能会导致年出生人口显著增加。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放开单独二孩后，头几年可能每年增加200万出生人口，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但不会出现所谓新一轮婴儿潮。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全国1100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仅有145万对提出了再生育申请，数量之低令人意外。

令人警惕|人口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率陷低谷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对中国1974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变动数据与1994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两者高度相关。

他分析，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人口结构中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预想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约而至，我们是该松一口气还是叹一口气？从人口数据来看，婴儿潮爽约已经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即便是在上一波婴儿潮高峰期人群进入生育高峰的今天，仍然没有出现相应的回声潮，这意味着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已经低到一个值得警醒的地步。

迫在眉睫|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2020年后人口“三难”的全面爆发，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将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人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整到18.5%，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 3300多万少儿。“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难以实现这一 目标。

当前，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 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的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 最小的也已超过35周岁，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增加很多、生育风险也提升了很多。

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因而，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关键期，修复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

何去何从|应否出台全面二孩政策

包括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多家机构，围绕我国未来人口变化做了一系列测算，这些预测报告已经呈递给决策层，作为制定“十三五”人口规划的背景参考。

作为一项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时间节点将会影响中国新生人口数量的波动，这亦是人口学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越早，新增人口释放越多，实施得晚，人口增长势能释放得越少，因为一些‘70后’育龄妇女就错过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陆杰华说。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则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全国遇冷敲响了警钟，全面二孩应该及早落实。

他在今年发表的《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中预测，假定在2015年全国统一放开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为565.8万人，2017 年达到增量最高峰583.2万人，此后逐年降低。这一预测通过人口仿真模型做出，被多位人口学者评价为“靠谱”，远远低于此前有学者提出的“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增加出生人口数千万人。”

人口新常态|补偿性生育量太小才是真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进入了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逆转，低成本劳动力 优势基本丧失，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2020年之后。

我们都知道，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许多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孩”。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的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如果错过了当前放开二孩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恐怕也将于事无补。

（新浪新闻客户端综合第一财经日报、温州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