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地方较高级别官员的离职，让公务员辞职“潮”再次成为话题。今年以来，上海至少已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除了上海，北京亦有部委人士辞职的消息不断被曝出。
漫画图
现状|一线城市公务员辞职相对较多
公开消息显示，今年以来，上海至少已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除了上海，北京亦有部委人士辞职的消息不断被曝出。
而尽管如此，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地方公务员表示，与1992年及2002年前后的两波官员“下海”潮相比，目前的情况尚不能称为“潮”。毕竟，相较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公务员辞职案例仍不多见。
而在离开体制的人群中，体制外提供的更有竞争力的薪资成为主要因素，更好实现个人价值等主观因素并存。
去向|一线城市高官去向多为外企或民企
3月19日，浦东新区原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离职；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这些高级别官员的离开，引发外界极大关注，而他们的去向，也备受关注。
与二三线城市厅干热衷于去体制内企业不同，这些一线城市高官的去向多为外企或民企。而大概率上来看，这些离开体制的官员，一般去的都是专业或者行业对口的相关公司、企业，此外，前几年的房地产行业和近年来的互联网行业也吸纳较多。
例如，去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奇虎360公司副总裁。
与金融相关的企业更为多见，如体制内的杭州银行前行长俞胜法出任阿里巴巴网商银行行长。
据公开报道，上海外事办前副主任陈凯此次去职后的去向也可能是一家从事互联网金融的民营金融机构。
原因|公务员离职薪酬或为主因
一：薪酬水平偏低
记者调研了解到，眼下公务员薪酬福利水平相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原来一些隐性福利减少，甚至完全没有，一些基层公务员感到不适应。
二：晋升空间狭窄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公务员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晋升空间狭窄，升职靠熬年限、拼关系。公务员晋升渠道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走领导职务，即从科员到副科、科长、副处这样的轨迹；还有一种是非领导职务，即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等。
三：压力大、幸福感低
多位已辞职或有辞职打算的公务员向记者抱怨，他们离开或希望离开公务员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基层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大，“经常加班”、“5+2”、“白＋黑”，幸福感低。
待遇|银行接纳离职厅官待遇200万
沪上某大型商业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接纳处级干部的标准是年薪60万，厅级干部明面上是200万，只多不少，这比体制内收入高出数倍。
思考|应该考虑公务员薪酬体制改革
公务员不等同于当官，真正掌握权力的只是凤毛麟角，社会心态上也应把公务员回归成一种职业看待，要把这部分人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体制的牺牲品。
“薪酬制度改革方向应该是使职位和职级相分离。”庄德水说。如果一个普通公务员工作时间非常长，他拿的钱可以超过新任职的部门首长。但现在是职务职级相挂钩，没有考虑到公务员的工作年限和他们所做的贡献，处长拿的钱就比底下的人要多。
此外，还应考虑技术性、事务性和政治性官员的区分，采取聘任制的方式，一些技术性特别强的岗位可以高薪聘任专业人员来做，不用去考虑职业晋升的问题，只要拿钱干活就可以了。
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公务员辞职，也是一种正常现象，甚至是一个好的现象，它表明“官本位”思想在弱化、淡化。
漫画图
案例|官员离职下海潮来临？
2015年7月6日，原东海县石湖乡党委书记冒惠萍正式辞职。前往无锡江阴的新单位报到，并正式就任上市公司海润光伏副总裁，年薪70万元。
2015年5月，黄艳，常德桃源人，25岁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入职便担任县人社局副局长，5年的公务员生活，这位来自常德的“黄局长”辞职后前往一家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担任总裁。
2015年3月，媒体报道称，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
2013年10月，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辞职，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小编点评|但愿官员辞职不再是新闻
官员辞职似乎正由个例变得高密度起来，尽管如此，每有官员辞职仍引来舆论关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勇敢做自己就已可敬，何必再苛责？哪怕不辞职，继续留在官场，也不应该被贴标签，正所谓人各有志。中央反腐态势继续加大，官场被净化，灰色空间被压缩得很逼仄，有些人觉得可留恋之处不多了，便索性离开官场，也可反证出当前反腐已彰显出更丰富的成效。这也是好事。最重要的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各领域都应有精英存在，而不能让官场成为人才最大抽水机，如果有太多的青年才俊都冲着官场飞奔，其他领域就会难以吸引人才。
（新浪新闻客户端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现代快报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