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险性似乎远超过中国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峻岭和北部的草原与荒漠。海上丝绸之路，相比于陆路而言，常常为人所忽视，然而这样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中，中国其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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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与我们当代的认知相反，在达•伽马与麦哲伦的伟大航行之前，在欧亚大陆和广袤的印度洋上，各主要古老的中心文明已经通过陆路与海路形成了一个共生圈际，这种经济贸易、文化与政治上的交流，是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
——英国历史学家A.G.霍普金斯《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
被忽视的海上丝绸之路
早在上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即提出，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拥有两条，陆上丝路之外，更有海上丝绸之路，为一条自中国东南出，横穿印度洋诸港之航道。
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被长期忽视，很大原因是它未曾在中国引发西方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后类似的工商业革命，也未曾出现类似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继的英荷等国的海上贸易霸权。
描绘郑和下西洋场景的画作(约作于 1558 年)
【时光寻踪】
起步|慢慢拓展的视界与贸易
周代即有越南北部与来自日本岛屿的使节来到首都镐京，献上珍贵的长羽珍禽“雉”与珍贵的香草“鬯”，作为西周时期中原文明已经与东瀛以及亚洲东南半岛地区拥有海上交往的佐证。
春秋时代，随着中原各诸侯国国力的扩张，临海诸侯国如齐、吴、越、楚等，纷纷出于政治、军事与经济目的积极开展沿海与近海航行。
汉武帝继位初期，即派遣使者出海，寻求政治外交上的联络与全新的贸易通道。这条最早的南海贸易通路始于日南（越南广治）、雷州半岛的徐闻，以及广西合浦，最后抵达黄支国（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使团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与丝织品，交换这些国家的珍珠宝石（明珠、碧琉璃、奇石）。
南宋商船出仓异域金器
东汉时期，从东南亚一带前往中原遣使通好的国家就已经包括日南（越南，131年）、天竺（印度，159年、161年）、掸国（今缅甸，97年、120年），其中掸国国王雍由调不仅进贡珍宝，还奉上魔术师（乐及幻人），能够“变化吐火，自支解，善跳丸”。
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中原战乱不休，但沿海割据政权如孙吴，亦大力开拓海上贸易与外交。在此段动荡混乱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其遗留的旅行笔记种种，也拓展着中国了解外部的视界。
帝国|海上丝路带来商业勃兴
唐至宋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二帝国”时代。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
有唐一代，最为茂盛的海上贸易港口，即是广州，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进口大宗货物包括麝香、玻璃、珍珠、玳瑁、香料、犀牙、珊瑚、琥珀与棉布。
日本学者、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称，自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变成“海上陶瓷之路”，因陶瓷产品的易于叠放，压舱性能与高附加值，使得它逐渐与丝绸并行，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货品。较之唐代，宋代的外销瓷器出口产地越发扩展，不拘于沿海省份，包括越窑（浙江余姚等地）、龙泉窑（浙江龙泉）、景德镇窑（江西）、耀州（陕西铜川）与磁州窑（河北）。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唐宋两代，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商业革命”勃兴的时期，背后的助推动力就是海上丝路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与贵金属：北宋高宗时，仅广州、泉州两地，市舶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贯，而每年市舶总收入即占宋代国家总收入的20%左右。
终结|孤帆远去带走末日辉煌
明代洪武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使得明代中国的海外朝贡/宗藩体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然而在这种富丽堂皇的表象下，明廷对于海上丝路贸易力图收回官办的举措，以及下达的禁海令，严重影响了唐宋元历代在印度洋上开辟建立的民间海上自由贸易生态。
作为对应，自15世纪70年代起至正德四年（1509），大规模的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开始勃兴，最终迫使明廷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
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
清中叶，江南的缫丝女子。这是早期来华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物画
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的茶叶引发了欧洲的兴趣。在18世纪后半夜，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自1700至1823年，“茶叶是驱使欧洲人来到广东的主要诱惑力，其他中国商品只不过是点缀。”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丁说。
衣着考究的欧洲绅士淑女们在门廊下享受下午茶(约摄于1910年)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当中国帆船的侧影逐渐消失在印度洋的海平面上时，来自欧洲的蒸汽与黑烟宣告了另一个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这个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导者，被纳入了西方殖民经济体系之中，也在屈辱和被掠夺中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改革尝试。
【借物读史】
蓬莱仙山不死药
临淄齐王墓出土银盒
帕提亚时期银盘（大英博物馆藏）
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全国多个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这种捶揲技法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Pathian Empire，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奇石异物碧流离
广东徐闻出土东汉玛瑙琉璃珠饰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四格香炉
《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
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至于玛瑙、琥珀、石髓、水晶等宝石珠饰更是比比皆是。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非洲象牙、蜻蜓眼玻璃珠、乳香、琥珀、金珠泡饰等极具异域风格的文物。
葡萄美酒夜光杯
“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
“黑石号”出水粟特风格金器
唐代晚期开始，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产品可窥一斑。以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的“黑石号”沉船为例，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约占90%，还有粟特和阿拉伯风格的金银器等，有学者认为这条船从扬州起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国际贸易港——西拉甫（Siraf）。
“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瓷器
土耳其收藏元代青花瓷
元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可谓务实：“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瓷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典章》）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口产品包括纺织品、陶瓷器、金属器和日常生活用品，进口商品据统计不下250种，以珍宝和香料为主，另外特别重要的还包括药材、纺织品以及少量手工业品。这一时期的贸易仍然以转运贸易为主。
器成天下走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明代景德镇青花瓷
明初郑和下西洋，更侧重“怀柔远夷”的政治功能，是不计成本“广施国威”的外交手段。从随行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携带的龙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国均广受欢迎；从考古发现来看，文献所记载的郑和船队行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都有15世纪以后的中国瓷器遗存。
【最后的话】
意义|发现与交流的必要之旅
中国在海上跨越2000年的探索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促使中国逐渐地从虚构猎奇性的中心/边缘二分法的差序世界观中缓慢地走了出来，经南海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最终抵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如果没有甘英、杜环、法显、郑和等人的勇敢，和其他千万名字不见于史籍的商人、军人、外交使节与僧侣的远行，欧洲也不会通过阿拉伯人得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饶的庞大国家，蒙特•高尔维诺、马可•波罗、艾儒略与利玛窦也不会因这样一个遥远而诱人的锦标而毅然动身：中国习得了阿拉伯的天文、建筑，印度的医药，中亚的音乐与绘画，而将数学、制图、火药、造纸与养蚕纺织技术西传，最终这些文明成果的大部分都辗转抵达了欧洲，催生了欧洲近代化的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而随着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长达2000年的海上丝路经营虽然没有造就一个比拟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辉煌，但它却为后者打下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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