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小伙跳江自杀 父母给不起捞尸钱遗体泡江中
摘要丨攀枝花小伙邓某跳江自杀，3日父母前去认尸，渔民要1.8万元捞尸费，后经协商要价8000元，邓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让遗体继续泡着。6日，经民警协调，双方定价5400元，遗体终于被打捞上岸。渔民回应收一万八算便宜的了。
事件还原丨小伙消失两天 被发现跳江自杀
邓树超父亲邓钢明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儿子从车主罗某处承包了一辆出租车，与别人合伙开。11月30日，儿子回家，说要交下一年的出租车承包费了，一共6000多元，想找家里要5000块。
没有拿到钱，邓树超当天就离开了家。到了12月2日，与邓树超搭档开出租的廖先生给邓钢明打来电话，说这两天邓树超不见了，不见他来交车，电话也打不通。
密地派出所民警表示，11月30号下午2点过，有市民报警称，一名男子在从密地桥上跳入了金沙江。民警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请邓树超家人辨认。邓树超的哥哥说，他确认，跳江的男子，正是弟弟邓树超。
现场丨渔民要价1万8
12月3日下午，邓钢明最后残存的希望破灭了。有渔民在事发地点下游数公里的雅砻江与金沙江交汇处，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接到通知后，邓钢明一家急忙赶到现场，经确认，江中那具尸体就是邓树超。
确认儿子已经死亡后，母亲董从蓉哭晕过去。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邓钢明更加感到绝望。他说，儿子的遗体，是被冲到了渔民的渔网中被发现的。当他准备将儿子遗体运走，但是渔民却提出了条件。
“他们说，要给18000元的捞尸费。”邓钢明说，家中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他们说捞尸体，给两三万的都有，这算少的了。”
经现场协商，渔民最后将价格降到了8000元，表示不能再少了。但是这8000元，邓钢明说他还是拿不出来。
双方一直僵持到天黑，也没有能谈妥价格。最终，邓钢明选择让儿子遗体继续泡在江水中，回去找人筹钱。
现场实拍
渔民捞尸要1.8万父母给不起钱
疑惑丨为何跳江
邓树超为何要跳江？身为父亲的邓钢明说，他也搞不清楚。12月7日上午，邓钢明家人来到密地派出所，希望找到儿子跳桥的线索。民警表示，邓树超的行为已经确定为自杀，其他方面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渔民丨事情很不吉利 一万八算便宜的了
“就是这个渔网把他（邓树超）网住的。”渔民魏师傅指着面前正在修补的渔网告诉记者，12月3日早上8点过过，他发现有什么东西被渔网缠住了，捞上来一看，竟然是一具男性尸体。
对于邓钢明所说的“挟尸要价”，渔民们对此坚决否认。侯师傅说，他在江上打了几十年鱼了，时常遇到打捞尸体的情况，“这种事情不管是谁，都要给钱。”
魏师傅说，他们只是以打渔为生，碰到这种情况很不吉利，加上动手打捞了，付出了成本，所以收取一定的辛苦费，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其他人收得更贵，收两三万的都有，这个价格算便宜了。
其中一名渔民抱怨说，当天，死者的父母没有和他们协商好就走了，让他们看管好尸体，还说冲走了要负责，“我们用绳子将他拴住，怕冲走了，弄得我们鱼都没法打。”
魏师傅和妻子表示，他们来自乐山。这些年来，一直在外面打渔，吃住都是在船上，非常辛苦，只有过年才能回趟老家，所以还是希望对方能给点辛苦费，“我们出了力，不给钱不可能，你说是不是嘛？”
律师丨渔民捞尸存在矛盾
吴雪松认为，全国多地都出现过类似“挟尸要价”的情况，一方面是家属的悲痛，一方面是打捞者确实也付出了劳动，该不该收钱？两者始终存在矛盾。建议由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公益性基金，制定合理价格，由公益性基金来支付这些打捞费用，并对经济困难的家属进行人道主义救助。
专家丨规范溺亡打捞应急制度
从目前来看，我国在打捞遇难者遗体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机构或者设置，多数为民间行为。这些民间捞尸人或者打捞公司有无执业资质、营业执照，都并不清楚。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多处河段常年可见遇难者遗体，其中难以获知身份的尸体无人认领，只能任其在水中漂浮、腐烂。捞尸管理的空白，造成环境污染和水质破坏。而大量的无名尸也给公安机关的刑侦工作带来影响，管理不规范更严重的是可能诱发捞尸人的犯罪心理。
此外，捞尸人一直处于无部门监管的状态，保险公司也常以其工作高危性为由拒绝为其投保。廖佩娟认为，捞尸人与委托家属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双方不具有隶属关系，故委托人不对捞尸人的人身安全负责。捞尸人的人身安全难有保障。
对此，廖佩娟提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公共打捞资源存在严重缺失。打捞尸体行为关系到伦理道德甚至刑事案件的侦破，遗体的特殊性质决定打捞尸体必须由公安机关、乡镇机构、民政部门进行规范管理，只有进行制度化管理才能使之文明健康化运转。应加快建立规范化、正规化的溺亡打捞应急制度，组建一支长期固定、制度健全、体系完备、身份明确、保障有力的溺亡打捞协作团体。政府需将遗体打捞纳入行政领域，作为政府公共应急制度的一部分，把民间打捞队组建为政府应急公益事业单位，在统一领导安排下开展打捞工作，由政府补贴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打捞的费用应从政府的公共服务费中补贴，受害人应支付适当的费用，收费标准由政府规定。
“‘挟尸要价’屡屡拷问社会良知，它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往往经不起法律法规的较真。因此，要终止‘挟尸要价’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共同努力。”廖佩娟说。法制网记者席锋宇 实习生白秀蕾
时评丨公共打捞不补位，“先讲价后捞人”永不沉
“先讲价后捞人”，人们对这一幕并不陌生，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起这类事件，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2009年发生在湖北荆州的“挟尸要价”事件。每一次面对“挟尸要价”、“先讲价后捞人”事件，我们每一个都会义愤填膺，站在人性和道德高度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谴责，因为这些打捞人员把金钱看得比人的生命和尊严还重要，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泯灭了应有的人性。
但是，愤怒归愤怒，我们也必须看到，“挟尸要价”和“先讲价后捞人”的捞人的责任主体，既不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不是政府出资雇佣的打捞人员，而是民间的打捞人员。从法律角度说，这些人和我们广大网友一样，并没有直接的捞人义务，他们的打捞本来就是进行一项市场活动。而且，的确如打捞队人员所说，打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有可能忙活劳累很长时间，却毫无收获，既没能成功救到人，也没能打捞到尸体。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要求民间打捞人员无偿打捞或者打捞之后得不到应有的报酬，确实不太现实，有一点强人所难。
然而，这不等于在打捞尸体上就必须出现“挟尸要价”或“先谈价后捞人”的一幕，不时发生这种道德沦丧问题，归根结底是公共打捞服务的缺位和监管的缺失，导致打捞市场处于垄断格局，溺水者、落水者的家属只剩下“挨宰”的份儿，毫无讨价还价的权利。下河救人和打捞尸体，在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的内容。
一般来说，河流中出现无名浮尸，公安机关就会安排人员打捞上来，并依法核实身份、弄清死因等。如果发生了类似“东方之星”号翻沉这样的大事故，政府更是不惜一切代价，直接承担起打捞、救人的重担。但是，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组织一支公共的打捞队伍，也没有用财政资金向民间购买打捞服务，完全交由家属解决。另一方面，对于民间自行开展的有偿打捞活动，完全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乃至认为“先谈价后捞人”是正常的讨价还价行为，不进行必要的干涉和监管。
因此，如很多人所说，要破解“挟尸要价”、“先谈价再捞人”等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现象，关键是政府要承担起应尽的职责，公共打捞服务要及时补位，还原救人、打捞尸体的公益属性。首先，政府要成立公共打捞队伍，可以交由消防、海事等部门承担。其次，对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成立公共打捞队伍的，应当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打捞服务，政府出资雇佣民间打捞队伍进行救人、捞尸业务。再者，对于民间有偿的打捞服务应当规范监管，设立必要的资质门槛、职业道德和收费标准等。（何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