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的乞丐，边晒太阳边乞讨，与人无争，与世无争。
如果他扯着你的袖子，追你半条街，边追边喊“借我点钱”，你会作何感想？
日前，一幕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出现在成都闹市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莫向松，在14名大学同学的帮助和配合下，身披玫瑰，来到新希望大厦外下跪。 请注意，他不是求爱，是借钱。 因罹患急性白血病无钱治疗，莫向松的标志牌上写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以此欲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百万元治病。
此举在引发大量围观的同时，更引发了无数争议，有人认为这是“道德绑架”。
男生身绑玫瑰下跪向富豪借百万治病
看点是“点名”借钱的强硬气势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似乎再正常不过。“下跪”、“玫瑰”、“大学生”、“白血病”这些词聚集起来，不火说不过去。 在眼球效应时代，下跪俨然成为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一方面，下跪具有“示弱”作用，非下跪不足以抒情；另一方面，下跪具有利益博弈的功能，非下跪不足以维权。时评人杨朝清在《羊城晚报》如是说。
白血病患者变“玫瑰男”
然而，事件的焦点全然不在这些上面。
时评作者然玉在《燕赵都市报》上揭开了事件背后隐藏的疑问与好奇。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求助者理应是收敛、弱势、楚楚可怜的形象——他们呼吁“伸出援手”，但从不向特定对象伸手要钱；他们习惯，以彻底的卑微去换取同情。
大家吃惊的正是莫向松身为借钱者，点名向董事长刘畅伸手要钱的这份坦然与无惧，或许他内心也在羞涩着，自尊也备受折磨。但很明显，虽然他是跪着借钱，气势上却是赤裸裸的强硬。 网友@两钻er 的话说得十分贴切，这事和标哥式的“慈善”一样让人反感：目的无可指摘，手段令人瞠目。
社会保障制度该兜底时要兜底
各家媒体在最后，无不把板子打在有关部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设计。
困境中的个人越来越倾向于把获得救助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公众或者是富人们身上，而本应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是像红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却日益变成了“次优选择”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只能沦为“绿叶”。这背后，到底是繁琐的程序、过高的门槛阻挡了民众的求助诉求还是这些机构和部门本身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抑或是就算是好不容易能求来了，救助力度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温国鹏在《广州日报》上的一席话发人深省。
《新京报》评论称莫向松有句话说得让人动容，“我如果有能力或者有资源，也不会这么来求助”，相对于质疑个人是否炒作来说，追问制度设计之憾，以及如何通过正常途径缓解莫向松的燃眉之急，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就莫向松个人经历来看，养父养母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住院治疗。虽然他“不太清楚官方救助的渠道”，但根据经验看，即便通过这些渠道，也不容乐观——一是需要救助的人数较多，有一定的门槛限制；另外即便通过，救助的金额也相对有限。往往到最后，容易将人带入更为绝望的境地。学者唐钧把无钱治病的万千百姓的无奈心态描绘地淋漓尽致。
《郑州晚报》关注的是大病报销的程序。虽然目前相关制度已把白血病纳入大病救治机制，但实际报销比例仍然偏低。对于极端贫困者而言，除医保外无疑亦需要公共救助机制的兜底。更何况，目前的医保报销体系，实行的是先付费后报销，对于一贫如洗的莫向松而言，拿什么保证自己的治疗？
莫向松只是众多成人白血病患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代表而已，更多的人选择了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等待死神的来临。说到底，莫向松的无奈和出格，反映的是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水平偏低，发展不均衡这一必须面对又难以立即改变的沉痛现实。但成人白血病患者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其救助渠道理应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