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些村民家里娃娃成绩好的，都要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我们家娃娃成绩不好，更要送到城里去读书。只有这样，周围人觉得你才算混的好，否则人家要笑话。”
面子工程|在农村是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四川芥县云乡雍村是一个偏远山区，该乡是全县唯一不通公交车的乡镇，而雍村系该乡政府所在地，全村总人口1001人，人均纯收入仅为6856元。
在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村落社区之中，教育仍然被作为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统计发现，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75%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属于公办民助类，在全县独立招生，中学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学每年收取6000元。此外，10%在芥县的上级市蜀市的学校入读，10%在附近另外一个 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单办的小学和初中就读，仅5%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小孩就读县城两所实验学校的比例则降低为30%，另外50%入读邻镇的单办小学和初中，仅20%的比例入读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贫困户等村落底层的家庭子女全部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位于乡里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有8个教学班共174名学生，因各种困难获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资助的学生达141人，占81%以上。60%以上是因为离异，10%是因为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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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出息越在乎|什么样的人舍得为孩子教育花大钱？
44岁的顾强只有初中学历，是雍村最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属于雍村农业户籍意义上的社会中上层，年总收入约4万元。
顾强有两个儿子，妻子无业。18岁的大儿子顾伟，在县实验中学读完初中，3年学费9000元。2010年顾伟考入该县两所普通高中之一——蜀镇中学，地处乡镇，90%以上是农村户口学生。2013年不满意高考成绩，选择到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复读，一年学费4000元，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4岁的小儿子顾叶，已经在一所私立幼儿园入读2年，但顾强嫌该园教育质量不佳、没有进行英语教学，打算在新学期转到该县另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每年要交1700元的学费，此外还要多交1000元的择园费。
顾强说，他被认为是从雍村里走出来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有出息的人，选择送孩子去那些在其他村民看来收费甚高的学校就读，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校教学质量确实高——城里人挤破了头也想进入这些学校，自己虽然是农村人，但也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作为“有出息”的村里人，村里的熟人都看着，说你在城里挣了这么多年钱，怎么还舍不得像城里人一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呢？
36岁的张泽军是雍村相对较晚的一批外出务工者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乌鲁木齐从事建筑工作2年了，妻子在家务农，家庭年纯收入约为2.4万元。
“几年前，村里的学校被撤，准备并到乡里的学校，乡里和学校来做工作：撤并了好！并到乡里的学校，质量就跟城里一样了，娃娃以后就能考上大学有出息，不像我们一样种地了。当时我是很支持的。”
后来到外边打工，这才知道：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这么大，简直是天上地下。平大家都说只要有条件就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
可见，村落社会中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存在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尽管村落中消费意识形态在不断兴起，且逐渐演变为剧烈的教育攀比，但这总体局限于农村的中上层群体，特别是上层群体的界限之内。
底层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笔者采取随机原则对132位村民关于“怎么才会被认为出息”的问卷调研中发现，能赚钱确实是有出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
在追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村民提到赚钱了却只让孩子在乡里的学校寄宿就读，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但对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乡镇就读的村民，反而被大家公认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却能够把子女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村民，更是被作为有出息的人，而在村里口耳相传。
而实际上，蜀镇中学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全县排名第二，仅次于县实验中学，却仍然留不住学生，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一致认为：
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地处乡镇，县里宣传比较多的“城乡统筹教育综合改革”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概念，夸大和渲染了城乡的差距，武断地确证了农村学校不如城里学校。
另一方面，乡镇的家长觉得义务教育阶段都免费了，认为不给钱就入读的学校肯定不好，所以挤破了头也要到县里上学。
家长们现在相互攀比，觉得蜀镇中学90%以上都是农村来的学生，就片面认为习惯不好，于是纷纷也攀比着进县城。于是真正的农村底层却只能被动接受以“就近入学”的形式被决定了的教育资源。
而实际上，从走访各类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的家长，他们多数表示：县城里各方面开支都很大，确实过得很辛苦，但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新浪教育综合中国青年报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