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新京报记者在采访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时提到。
龚克说：“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
校长职务后的副部级为什么是丢人的事儿？我们需要往前追溯。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再次明确提出：“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
至此，高校去行政化开始正式进入我们的视线。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内大学主要的矛盾“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从而让大学行政与学术分离，行政不能干预学术发展，给学术自由的环境。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
一晃5年过去了。我国试点“去行政化”的单位众多，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去行政化”的学校目前还没有。这也难怪5年之后的今天，龚克校长戏称校长跟行政等级挂钩是可耻的事情。
【名词解读】高校“行政化”是指中国的高校的管理是参照政府管理的模式，管理体系由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一级级的，学校的重要决策和管理、人事、评定教授等都有行政人员决定。
为何去行政化的路程举步维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过去这么多年，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说：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冰难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级别背后附着的巨大利益。
“一旦去行政化，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熊丙奇这么解释，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有级别的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管理事业单位、任命领导；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了向上升迁的通道。
没有行政级别，出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方面，行政级别的高低往往意味着能获取多少资源。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和公共资源，所以教授争当处长、院长成为象牙塔里的价值取向，这已经成为学校里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当高校主要领导享受到了行政级别带来的利益和便处，对于“去行政化”自然没有积极性。
朱清时先生在卸任的时候说过：“高校去行政化需要一大批有风骨的人，这样我们去行政化才会容易实现。而现在中国教改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风骨追求教育真理的人太少了。”
去行政化到底应该如何开始？
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过：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必须按照追求学术卓越的原则来运作，而不能按照谁官大谁说了算的方式来运作。中国学校多，规模大，但是培养不出人才，行政化就是主要原因。只有去行政化才能重新焕发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
那去行政化到底如何才能有效推进？
“在一个周围人都穿外套的环境下，脱谁的衣服都有困难。”
以美国为例，美国高校重要决策和管理由教授组成的各委员会完成， 如执行、人事、研究生、本科生等委员会。教授们各司其职，无行政掣肘。系里除教授以外的所有人员，都是为教授服务的。人事聘任权、晋升都由教授决定。
在我国，“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是当前社会的轴心，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轴心开展的，高校的行政体系、人员调动、资源配置等所有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层级来分配。
北大校长林建华说，大学的行政级别固然强化了行政化倾向，但并非去掉了行政级别，就去掉了行政化。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称谓，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待遇、职务等利益，分类分步分地区有序扩大试点，真正给事业单位“松绑”。
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取消行政级别后，高校内部还要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外部则需要有一套可以标注这些单位社会价值的独立评价体系和制度，否则将会无所适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
正如林建华说：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是，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因此，要时刻牢记大学的根本使命，牢记学校的管理是要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行政化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