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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道思维反击“中国崩溃论”

以政道思维反击“中国崩溃论”

(文/王绍光)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 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 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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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 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 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 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 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 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 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 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 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 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 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 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 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 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 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 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 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 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 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 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 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 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 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 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 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 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 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 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 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 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 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 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 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 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 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 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 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 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 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 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