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部发达的封建社会前期，商业经济只是封建政治的附属品，富商交结官方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形成气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决定商人是否可以捐资授官，商人结交权贵处于比较隐蔽和被动的状态，并不能对国家形成大的影响。然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以地域地缘关系广结商帮，国家对商人入仕以及商人子弟科考政策有所放松，加之清代以后由政府出面推行捐纳授官职，使得官商结合有了更广泛的基础，官商一体化得到了充分发展。
明清山西官商家族：当官为经商护航
明代山西官商家族中的官和商是分别来做的，用明清官商家族出身的大官僚杨义的话说就是"商则不官，官则不商，既商之，又官之，其名不正，其事不雅。吾不为也。"明代做官的人基本上是通过科举正道步入仕途的，官商家族中，既有经营大买卖的直系亲属，同时也不乏朝臣要员，他们还利用姻亲方式巩固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有时甚至不惜大量的钱财去结交当朝权要，争取政治上的更大成就。
明代的一个大家族里，官员的地位通常要比商人要高，不少商人是因为当初科考落第走不了仕途专而业商，在商人子弟有了出仕机会后，整个家族就要全力以赴，大力支持，因为家族的生存发展，还要赖封建政治的庇护和支持。家里有了做官的人，对于许多经商的人来说是找到了坚强的后盾，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又了精神支柱，做起买卖也能少些后顾之忧。不过，当时的许多人对经商的官员是鄙视的。
和明代官商家庭不同的是，清代的山西官商家族中难以分辨官与商孰高孰低孰重孰轻，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更。山西商人对自己的经商活动并不轻看，认为业商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较之它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分，不少山西籍人士在科考与业商二者间甚至更热衷于商道，因此清代山西人在商业财产不断聚增的同时，科举方面呈现出滑坡态势，不少有才智的商人子弟舍仕而业商。
买官获爵的捐纳制度贯穿了整个清朝，这对清代山西官商家族的构成甚至清朝政治都有影响。捐官文职可至郎中道员，武职可至千总把总至参将，有钱人家的子弟可通过捐银轻易得官，这对已经积累了一定资产的山西商人极为便利。商人在经营买卖的同时，通过捐纳途径得到一个管缺，经商做官二者合一，一身二任，似乎更像是绅商，既有钱财，又不乏地位。
清代官商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就远比政治方面大一些。到了清代，晋商发展至鼎盛时期，晋商在对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又使一大批山西号问世，晋商一时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山西商帮的实力和影响大增，山西票号的实力全国首屈一指，这也就是山西票号之所以享誉海外的重要原因。与明代官商家族不同的是，清代许多官商家族是要借助政治手段来扩张经济实力，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经济扩充财源。票号兴起之后，票商除了扩展金融业务外，还积极从事自己或他人捐纳事宜，“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结交。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魄力，财力，势力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起到了影响。有人谈到福建商帮时也曾提到士绅官僚阶层在明清福建海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官商不但积极参与这种违法海上贸易，而且成为海上走私活动的庇护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