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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被发现时的灵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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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遗书是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7窟藏经洞被发现后,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接踵而至,大批文书珍品被捆载而去,致使敦煌遗书精华流落域外。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敦煌遗书|不是时候的发现

什么叫敦煌遗书?学术界的定义是敦煌出土的公元四至十一世纪古写本及印本,系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

发现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者:一位道士,名王圆箓

然而,王道士这次发现,并没有人为之欢呼,也没有人表扬,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甚至曾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未成功臣,反当罪人。为什么?笔者想来原因很多,说到底就一句话:发现的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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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士大发现|“佛祖显灵”发现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是中国佛界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其中第l7窟所藏的大量古代经卷、文书被发现后,又被称为“藏经洞”。

藏经洞位于16窟甬道北侧壁内,是间覆斗形顶的小窟、仅有19立方米。此窟开凿于晚唐时期,窟主是当时河西都僧统的洪辨。洪辨去世后,其弟子在该窟内安置洪辩真容像,成为纪念洪辨和尚的影窟。

哪来这么多古文献,让王道士发现?现在仍是众说纷纭:“避难说”、“废弃说”、“石室藏经说”、“书库改造说”等等,没有定论。流行的观点认为,约在公元十一世纪初,莫高窟的僧人为避西夏战乱,将经、书秘藏于窟。

1900年,正是20世纪到来的时候,这些秘藏之物出世了,出来迎接新世纪曙光的?阴差阳错的是,发现者并不是应该与之有缘的佛僧,而是与佛无缘的道士。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小小的道士。

据说,王圆箓当年曾在肃州当巡防军,退伍后因生活无着便当了道士,并在莫高窟定居下来。

这天,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雇请杨某清除莫高窟洞内多年的积沙,扫到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现编号第17窟时,出现了怪异的天象:忽悠间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洞壁裂出了一条缝隙。佛祖显灵?反正不论真假,藏经洞就这么被发现了。

藏经洞内共藏有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各类文物5万多件,时间跨度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不等,使用文字十分丰富,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康居文等,这些文本是不折不扣的都是“宝卷”,称莫高窟是“藏宝洞”一点不虚。

但是,数量如此之多的宝卷被发现,实在不是个时候,不是幸运,而是不幸,非常不幸。几年时间各路洋盗贼纷至沓来,宝洞被劫几空,宝卷四处流散,后悔莫及!

王道士荐疏|文字资料记录发现全过程

后来,王圆箓给一“活佛”发了信函,催要捐款,大家才知道了藏经洞被发现这么一回事。

这封“催款函”现在也是王圆箓留下的惟一一件文字材料,名叫《催养经款草丹》,有学者又称之为《王道士荐疏》,现存于敦煌研究院。这是王圆箓死后从他的遗物中发现的,藏在一只木箱中,写于梅红纸上。全文不到400字,原件为竖写繁体楷书,无标点,这里是标点后的抄录——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

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冀日复蒙天恩赐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

其他说法|王道士不可能上书慈禧

从王圆箓的叙述来看,敦煌遗书被发现过程相当神奇。但另外的说法却没有王圆箓所述这么玄乎。当时的情况是,王圆箓雇杨某在16窟甬道抄经,杨某以草棍点烟,将草棍插在壁上,就这么无意一插,发现了壁上的裂缝……这说法倒挺客观,可惜没有旁证。

有人根据王圆箓的《催养经款草丹》推测出他曾给慈禧太后上书,要求保护藏经洞。现在看来,这观点有点荒唐可笑,“活佛”并非是有“老佛爷”之称的慈禧。

据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先生研究,王圆箓所说的“活佛”,系敦煌南境马海地区的蒙古族“亚伊达姆王”,草丹即是王圆箓向这位许诺赠银的活佛催索经款的信函,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圆箓不可能、也没有路径向当时的“天下第一女人”催款。(更多详见倪方六著《民国盗墓史·秘笈卷》之遗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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