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要问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那答案必然是日本。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日军文物搜集员|中国古代帝王陵成盗掘重点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搜集”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各部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
日本又派遣各种“考察团”来华并分赴到各个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进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考古学会”、“东亚文化协会”等进这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还美其名曰为“研究所”。
位于赤峰的辽墓壁画(局部)
侵华日本人还不满足，又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实施盗墓——盗掘中国地下文物。尤其是东北、华北成了两个重灾区。在盗墓的选择上，以帝王陵和高等级贵族墓为重点，其中热河赤峰境内(今内蒙古)的辽代帝王陵、吉林集安境内的高句丽王陵等，遭日本人盗掘的情况最为严重！
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以考古为名盗中国帝王墓
日本民间探险队|该发掘的地方都无一遗漏
日本人利用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通过民间、官方等多种方式，进入西域，盗取了无数中国宝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僧人大谷光瑞组织的“大谷中亚探险队”。
大谷探险队的组织者名叫大谷光瑞，家世显赫，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长子，于1903年继任，成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与不少民国要人有交往，1913年，在孙中山推荐下，还当上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顾问。
大谷探险队满载盗获的中国宝物离开西域
在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探险队先后3次组队，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一系列所谓探险、考古活动，盗掘了众多古遗址、古墓葬，连古尸都不放过，全都偷运回国内。他们他们跟在斯坦因、赫定这批欧洲探险家的屁股后，走着他们行进过的路径，不断地将欧洲人盗掘过的地方，重新乱挖一通。这在中国过去的盗墓圈内，叫“捡漏”。每到一地，只要是古遗址，就要乱挖盗掘一番，渡边哲信在《在中亚古道上》中称，“该发掘的地方也都发掘过了”。1904年5月，渡边哲信和堀贤雄携带盗得的大量中国文物回国，结束了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探险活动。
在后来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他们从西域盗获了更多的中国文物。当时，他们雇了由13头牲口组成的大型驮运商队，才将这些文物运出境，也不知道是不是怕被中国人发现惹麻烦，还是出于交通方便的考虑，日本人最后未从中国过境，而是经印度将这批东西偷运回了日本。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盗掘：
●时间：从1902年8月到1914年5月（第一次23个月、第二次18个月、第三次两年半时间）。
●队员：共18人。
●行程：约1.8万公里。
●所到之处：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
●结果：盗掘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仅是有记载的第三次探险，就窃取了86箱文物，重达6731公斤。
日本侵华学者|吉川小一郎盗取敦煌文物
吉川小一郎是日本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的门生，1911年5月，他受大谷的派遣来到中国西北，其目的一是联络另一名日本“探险家”桔瑞超，二是到敦煌掠夺文物。
吉川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四五天后，吉川由旅店主人做向导，去千佛洞“参观”。吉川听说当初把文物出卖给英法“探险家”的那个王道士还在，便去找他，和他约定几天后再来“考察”。
两三天后，吉川再次来到千佛洞“参观”，并住了下来。此后，吉川在千佛洞住了8夜，进行了疯狂的盗宝活动。他在两三天的时间里，用特制的化学胶布粘走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获取了藏经洞洞窟及碑文的部分拓片，并且拍了照片，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临走时，他给了王道士11两银子，骗购了一批唐代经卷。
郭煌壁画局部
在吉川滞留敦煌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吉川找到了桔瑞超，桔瑞超告诉吉川，他是奉大谷光瑞之命来执行“军事勘察任务”的。2月6日，吉川离开了敦煌，他雇妥了100多头骆驼为他驮运“行李物品”，“行李”共86件，总重量6000多斤。
1914年1月13日，吉川再次路过敦煌时，又去“拜会”王道士，并再次对当地进行“考察”，骗购了一批文物。
日本盗宝古董商|山中定次郎盗卖中国文物内幕
坐在中国清朝宝座上的山中定次郎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日本、欧美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舞台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日本大阪的山中商会，代表人物是山中定次郎。正是由于山中商社的推波助澜，山中定次郎的强力运作和大肆掠夺，海量的中国珍贵文物像潮水一样流失海外，开始了背井离乡之旅。
日本这位专门从事文物经营的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在北京扎下了他的大本营，并在19世纪中末期成立了自己的商会。随日本军国主义对东亚的侵略，山中商会以收集中国文物为主要经营目的踏入中国境内，成为当时在中国的最大日本古董商人，在中国上海、北京设立了专门收购机构。
随着清朝的日渐式微，依靠大清王朝的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变卖家产度日。
山中定次郎除在琉璃厂收购中国文物外，还与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购为目的的紧密业务联系。1912年3月23日，溥伟将恭王府原藏的除书画外的大批文物卖给了山中定次郎。据资料记载，古董所卖款项达到40万大洋，估算2000多件。这笔交易成为山中定次郎在中国收购文物最为得意的一笔业务，也成为了恭王府文物流失规模最大的一次。
山中定次郎在1912年初冬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恭亲王府“挖货”之行：宽敞的庭院内，有着一排排装满宝物的仓库，其中又分为如意库，书画库、青铜器库，大概有几十间。每间屋子里的物品上，都落满了厚厚一层灰。在库里你还能看到无数的翡翠珠宝手饰，多的就像是米店里的大米。山中定次郎还得意洋洋地说，“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山中定次郎将恭王府文物运回日本分类。来自中国恭亲王所藏的536件文物参加了1913年全球大古董商云集的美国纽约古董拍卖。拍卖会异常火爆，所有拍品无一流拍，单件成交价最高达到6400美元，总成交额达到28万美元，创下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此后，山中商会又在英国伦敦成功拍卖恭亲王旧藏文物263件，拍卖同样非常成功。在日本国内，恭王府文物也成为收藏家们的收购热点。
1913年纽约被拍卖的恭亲王收藏之青铜器
山中定次郎最为臭名昭著的行为，就是以金钱诱惑看守石窟的僧人盗劫、破坏山西天龙山石窟佛像。
天龙山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石窟25座，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据不完全统计石窟内外，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以其造型娴熟，雕刻精美而著称。1918年日本学者关野贞找到天龙山石窟，并将考察报告公布于世。山中定次郎闻讯后，分别于1924年6月和1926年10月二次潜往天龙山石窟。他通过贿赂等手法，买通了天龙山脚下寺庙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大批佛首偷运出山。山中定次郎日记详细记载了其中一次的盗运，40多个佛头被砍下来，装成箱，运到北京，然后由北京运到日本。
侵华战争的文物劫|日本掠走多少中国珍贵文物
在日本侵华的14年间，无数中国文物被日寇掠夺、损毁。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淫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北平故宫博物院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1937年8月17日，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1942年8月，日伪当局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1944年，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日军又先后掠走院内铜缸54尊、铜炮1尊、铜灯亭91座以熔铸枪炮，并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后，残暴的日军对保存于城内各公私机构内的文物大肆洗劫与破坏。据粗略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包括殷墟发掘团所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诸多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579册。公家方面还损失文玩杂件648368件。私人方面损失碑帖3851件。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所藏古物7423件、字画190幅、书籍4611册被劫走。安徽省立图书馆损失古物96件、字画298幅、书籍138123册。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江苏省立图书馆所存元、明古籍善本417部被敌劫走。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福州私立协和大学于1944年9月福州沦陷时损失古物3601件、书籍28000余册······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内所藏珍贵文物和书籍，遭劫掠或毁坏者也达近百万件。
让我们同样痛心的文物损失较重的文化机构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书籍3000册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16箱字画于1938年在南阳被日军飞机炸毁。河南省通志馆所藏古籍8000册被敌掠走。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多年来，我国虽然陆续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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