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幸运地有了一座避风港，但告别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
作者 | 刘汨
郭小平觉得，用“乌托邦”这个词形容自己的学校挺合适：这里没有歧视，生活无忧，但是，总要有走出去的那一天。
十几年前，还是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创立了专门收治艾滋病感染儿童的“红丝带学校”。此后，学校解决了编制，并与当地重点中学合作，取得学籍，先后有30多个孩子进入红丝带学校生活、学习。
十多年前，郭小平创建了“红丝带学校”，30多名感染艾滋病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郭小平把这比作一个“得寸进尺”的过程，期间也有争议声存在，“红丝带学校”的模式被认为是“温室”和“圈养”，可郭小平觉得，这里是孩子们为数不多的选择。
而今年，16个孩子参加高考，超出了郭小平预期。他在学习上的要求只是“跟上就行”，本来只想教会他们按时吃药、好好活着。
告别在即，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渴望的去处，但也没想好，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吐露自己感染者的身份。这恰是郭小平还不想放手的原因，他担心着移出“温室”后可能遭遇的水土不服。他一直努力保证孩子们遇到的是善意的人、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如何走出自己花费十多年搭建这座“乌托邦”，成了新的问题。
临近的高考日
从临汾市区往东十公里，拐进东里村的乡道，连片的农田把道路夹在了中间。远处，一栋二层小楼在树丛里若隐若现。
附近不少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所“红丝带学校”，但一个不留神，还是会错过拐进校门的岔路口。
二层小楼原本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非典隔离病区，后来被院长郭小平改建成“红丝带学校”。他很满意选址。这里清静，空气也不错。
五月初的一天，卢金荣正在小楼门厅的时间表上涂涂写写，和大部分学校的夏季安排一样，“红丝带学校”也要把作息时间往后顺延一个小时。卢金荣退休前是临汾一所重点中学的特级教师，郭小平借着点“亲戚关系”在四年前请他“出山”，负责学校的数学和物理课程。
学校一共30多个孩子，今年参加高考的有16个人，高三教室设在小楼的里院。十几人的规模让房间显得并不那么拥挤，但窗台上还是成摞的辅导书，压在最上面的，是一盒艾滋病抗病毒药物“齐多夫定”。
教室后面的那块倒计时牌上，距离高考的天数越来越少，早在上面的数字变成“100”的时候，班长胡泽涛就已经有些紧张了。
四岁那年，母亲去世，胡泽涛也因为“母婴传播”成了艾滋病感染者。被送到临汾传染病医院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几乎崩溃。之后进入“红丝带学校”，曾被他看作人生的重要转折。如今随着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胡泽涛觉得，人生的转折点又要到了。
郭小平也在为高考的事操着心，他希望能在“红丝带学校”里设个考点，但这事一直还没确定下来。
16个人的考点好像并不常见，郭小平盼着能有个“特事特办”的结果。就像三年前在这里进行的中考一样，学校依规设了保密室、拉起了警戒线，同时也照顾到了孩子们的特殊情况。
“高考考场的要求毕竟更严格。”郭小平知道其中的难度，但还是提前准备了起来。他张罗着按照高考的标准安装监控设备，心想着，真要在个熟悉的环境里，孩子们的发挥也许能好些。
教室的倒计时牌，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缺失的动力
三年前中考时，卢金荣估算过，“红丝带学校”的学生里有两三个能过二本分数线。三年过去，“一模”结束，情况和他当初预测的相差无几。
这和他以前的教学成果有不小的差距。退休前，在卢金荣任教的那所重点中学，他也教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并骄傲于自己取得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不计其数，光在国外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
昔日的学生们记住的不只有卢金荣的教学水平，还有他的严厉，他被形容为“像带着士兵训练的军官”。
卢金荣自己觉得，来到“红丝带学校”以后，已经把脾气压下去不少。即使如此，班上的学生小玉最害怕的仍然是他，来自卢老师的批评是所有老师中最严厉的。小玉也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冲刺一把，但相比看小说，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课本。班里还有几个同学，一度有过“不想上大学”的念头。
这种动力的缺失是卢金荣最担心的，“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接触太少了。”
卢金荣想起自己曾经的学生们，放学后，他们跑过街道、市场，接触着变化纷繁的世界。“因为有向往，就会努力学习，可能目的不对，但成绩确实上去了。”
相比之下，“红丝带学校”的学生们少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十来年里，他们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卢金荣没见过班上的孩子有调皮捣蛋的行为，甚至没见过争吵发生，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他曾带过超过百人的毕业班，如今这16个人的规模似乎成为了成绩的阻碍。“就这么几个人，连考试排名产生的动力都减弱了不少。”
另一重矛盾则来自家庭，当了几十年老师，卢金荣听惯了学生们对家长“要求严苛”的诉苦，而在“红丝带学校”，孩子们的怨言则与关爱的缺失有关。一次放假回来，有学生跟卢金荣说，自己被继母安排住在偏房里。学生语气平静，但卢金荣听着却不是滋味。
他试了很多办法，让孩子帮自己拿教具、树立责任感，也会严肃地说：“你们没见过外面的学生是怎么学习的，你们现在这种学习方式是不行的。”但软硬兼施之下，效果仍不明显。
三年过去，卢金荣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违背教育规则”的事情。但他没有和校长郭小平说过这些感受，他相信，郭小平更了解孩子们。
厚厚的复习材料上压了一盒抗艾滋病抗病毒药物
“温室”内外
早在“红丝带学校”成立之初，关于这种教学方式是“温室”和“圈养”的争议声就已经存在。郭小平没去反驳，“人家说的没错嘛，这儿就是个温室。但孩子们不到这儿来，又能怎么办？”
就像被送来的男孩坤坤，他曾被村民们“以联名信的方式驱逐”，因而曾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而在“红丝带学校”，有这样类似被孤立、排挤经历的，并不在少数。
“如果当初把他们放在社会上会怎么样？有些东西不能试，因为时间不能倒流。”
十多年前，郭小平还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院长，那里设有专门的艾滋病病区。一些孩子的家长住了进来，最后在这里去世，之后，受艾滋病“母婴传播”所累的孩子们又成了郭小平的病人。
看孩子们每天跑闹不是个办法，郭小平买来几张课桌椅放在空置的病房里，让护士下班后给他们讲些最基础的文化知识，这也是“红丝带学校”的雏形。
“说实话，这几年下来真是个挺’得寸进尺’的一个过程。”郭小平知道孩子们的基础差，对学业只要求“跟上就行”就行。他只希望这些年幼的艾滋病感染者能做好两件事：按时吃药、好好吃饭。
2011年12月1日，山西省临汾市教育局正式批复成立临汾红丝带学校，学校被正式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郭小平开始有了更多想法：也许，孩子们还能拿到高中文凭？
三年前，经过协调，“红丝带学校”16名初中毕业生都被临汾一所重点中学录取，上课地点则依然在“红丝带学校”内。郭小平很满意这个安排，这意味着，孩子们的高中毕业证上不会出现“红丝带”这个有些惹眼的词汇。
而现在，郭小平则意识到，这所学校即将走出真正的大学生。
学校采取和其他学校一样的作息时间
光环之下
三月刚过，胡泽涛在网上发了一封公开信，里面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也谈到对红丝带学校的不舍，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这封信末尾夹杂的情绪多少有些悲观，胡泽涛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也无法打消内心的疑虑，“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点在哪里？谁能帮帮我？”
郭小平说，胡泽涛的这封信也是代表其他15名参加高考的同学一起发出的，是在告诉社会，有这样一群孩子的存在。
胡泽涛也许是写这封信最合适的人选，他是班长，也是学校里的“明星”。信一发出，就有诸多公益人士给予回复和鼓励。而早在春节的时候，胡泽涛就曾收到过与他相识的明星的祝福，并询问高考的复习情况。
这些“光环”皆因胡泽涛过往的经历而来，他年幼时就参与了艾滋病题材的电影和公益片的拍摄，以本来的面目和真实姓名示人，甚至走过了电影节的红毯。他有不小的名气，每次有媒体过来，出面接受采访的总是他。
当然，镜头也不只对准胡泽涛一个人，“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每年都有一两次外出参加活动的机会。但在艾滋病感染者隐私保护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如此高的“曝光率”，招来不少争议。
郭小平解释说，胡泽涛当年参演电影是他自己和父亲的决定，至于让其他孩子参加活动，则是希望多给他们一些外出的机会。“我现在也会对活动进行挑选，最好是那种游玩时间多一些的。”
但郭小平也承认“高曝光”给胡泽涛带来的问题，他问过胡泽涛对将来的打算：是继续“明星”的身份，还是逐渐平淡下来做个普通人。胡泽涛曾想继续出演更多的影视节目，但郭小平提醒他，明星的路并不容易走，也许把这当作一种业余爱好和兼职，是更理想的选择。
当高考结束之后，走进大学校园，以胡泽涛曾经的“曝光率”想隐藏感染者的身份可能并不容易。郭小平希望的是，以孩子“明星”的身份，也许能提供一重特殊的保护。
五月初的一个周末，一家公益组织来学校探望。低年级的孩子对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他们不“认生”，很快围在了志愿者的身旁，一个志愿者有点激动，流下了眼泪。
卢金荣的妻子退休后也来到“红丝带学校”，任教低年级的班级，她有点担心孩子们参加各种活动时的想法。她曾听有的孩子谈论和比较见过哪些明星，便试着教育孩子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态参加这些活动。
郭小平的办法是每年清明节的时候组织集体的祭扫活动，学校孩子们的母亲大多已经不在人世，有些还是孤儿，大家就在学校的附近的路口烧些纸钱。有时郭小平希望孩子们能记住自己的亲人，不论远近亲疏。祭扫时，他也跟着念叨一句，“你们要是在天上看着，就保佑这些孩子健康成长。”
今年毕业的16名孩子，大多诞生于山西省艾滋病“母婴传播”最严重的时期，一代人成长起来后，郭小平也开始反思：也许该让孩子们再多吃些苦。他计划，之后把学校里的一些种植和清扫工作分片，交给低年级的孩子们负责。
学校的孩子们有机会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也见到了不少名人
告别“乌托邦”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郭小平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问：“大家对感染艾滋病的青年人报考专业，有什么参考意见呢？”
其实，郭小平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让孩子们学类似计算机的专业，独立性强，不易暴露身份。他担心，有的孩子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比如要是有孩子想学师范专业，我会劝劝，真的当了老师，如果家长知道了老师感染者的身份，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最终选择的权利还是在孩子自己手里。”
郭小平一度想过，让孩子们都报考北京这类大城市的院校，他还可以在当地租一所房子作“不时之需”。
以当下高考体检的项目，孩子们并没有太多暴露感染者身份的危险，但郭小平设想过一种“不乐观”的情景：孩子们一开始就告知大学室友感染者的身份，同学不会赶他们走，但自己会搬出宿舍，这样的伤害更大。如果一开始就选择隐瞒，则迟早会因为每天服药暴露，而那是则可能被指责为“欺骗”。
真要是那样，郭小平所计划的“不时之需”房子就会派上用场，可以把孩子们再接来住在一起，集中管理。但这样的想法，有其他“红丝带学校”的老师提出了反对，觉得郭校长还是不大愿意“放手”。
有的老师觉得，只要孩子们离开山西就好，毕竟这里认识他们的不少。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想法，胡泽涛和小玉都想去一座挨着海的城市，小玉喜欢大连，胡泽涛则想去更南方。
两人想从大学生活里得到的也差不多，都是新的朋友。胡泽涛想结交外向的人，他喜欢参加活动时遇到的那些大学的哥哥姐姐，他们和自己聊了很多话题，却并不刻意提起他感染者的身份。
小玉没想好，将来遇见新同学，是不是该透露自己感染者的身份。也许相处一段后、有了信任再说，才是更好的选择。就像她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姐姐，两人聊的很好，姐姐和她讲了很多大学生活的故事，但小玉也没想好是否讲明自己的情况。
郭小平觉得，把自己的学校形容为一个“乌托邦”是恰当，孩子们生活在这里没有太多的烦恼。但如今，如何走出去，是他和孩子们要面临的新问题。
一些在“温室”内成长的副作用可能将要显现，郭小平一直努力让孩子们吃穿不愁、遇到饱含善意的人，他们对外界的观感还像那部电影《天下无贼》一样。郭小平想，该把话说得残酷现实一些，“这样的话太重，别人可能没法说，但我能。”
这和卢金荣的想法差不多，高考结束后，先是带着孩子们估分，之后他想再上一课，讲讲外面社会真正的样子，同样会讲得更严肃些。
在即将告别之际，郭小平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是每个人这些年照片所做成的影集。
十几年前，他们相识的时候，郭小平用那些死去的成人感染者“吓唬”孩子们要按时吃药。而今，他要留下最后的话可能是，希望孩子们自强，也要少些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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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
@东方澄政（机务工程师）：
看了报道，我很感动。我在为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点赞外，同时深深感到我们国家真是开放了，尤其是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艾滋病患儿学校现在虽然目前只有这一所，但它的典型示范意义是深远的。祝福这些参加高考毕业生取得理想成绩。
@胖胖的猴儿（教师）：
校长同志说的不准确，为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感染者设立独立考场并没有太大意义，在临汾红丝带这样的学校设置标准化考场，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SkySailor（微博网友）：
所以到底是谁在歧视？若是大家对艾滋病人都能像对待普通人一样，还会有这样的考场吗？说别人歧视之前先反思一下自己。
@今天天阴没下雨呢（微博网友）：
按理说乙肝这种传染病都会休学，艾滋病患者恐怕不会被录取吧？毕竟大学对传染病管控还是很严的。另外，如果不单独考，想想那些小区建基站都要游行反对的人，以他们的智商会同意自己孩子和艾滋病患者一个考场？这到底是政府的歧视呢，还是屁民们自己的歧视？真是最热心的是网友，最冷漠的是路人。
@阚开Karat（微博网友）：
只是感到很心疼，一种无力感，这是错误的方法，但是是中国现阶段唯一的选择，很难想象这个校长为这些孩子争取到这一点点“饱受争议”的权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克服了多少艰难，他是了不起的。同时网上对艾滋病认为同处一片蓝天下呼吸、蚊虫叮咬都能感染的误区，让人觉得很可悲。
你认为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应该如何走向大学、走向社会？他们在“温室”中成长，在走向社会之前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叮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