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现如今的体制仍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企业家，并且这些企业家有很多具备创新能力，而在中国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太少了，创新能力跟美国是根本没法儿比。
新浪财经讯 全球知名华人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指出，套利型的企业家和创新型的企业家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套利型企业家赚钱非常快，找投资，可以赚大钱，后来赚钱就越来越难了，而创新型企业家没有资产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三年、五年都不能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创新的企业需要VC，需要PE的一个重要原因。
计划经济让中国到处是赚钱机会
张维迎：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小时候上学我去爬手扶拖拉机，而且经常被开拖拉机的人赶下来，我没想到现在我可以自己开车，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用电话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人都用到手机，而且是智能手机。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也没有可能给我的父母打一个电话，几年都不可能打一个电话，因为我们老家没有电话，但是我现在跟我父亲，随时可以通电话。我在西安上学的时候，要回家需要三天时间，现在回家只需要几个小时。再过几十年当我的孙子辈他对比说他一生的生活和他爷爷的生活变化的区别的时候，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人类在未来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泰勒-考恩教授曾用过一个非常精采的比喻，低垂的果实，人类总是用最神秘的办法，我们首先采摘的是最低的果实，引用他这个比喻，一部分人我们采摘低垂的果实，低垂的果实完了以后，他等下一年还有新的低垂的果实，另一部分人可能他采下来低垂的果实以后，他看到高空上还有果实，他就把这个树砍倒，树砍下来以后，再把果子摘下来吃，明年他就没有新的果子可吃。
另一类人，每年他都在栽新的树，这样他可能有不断的新的果子可以吃到，我们看一个制度，也有三种制度，一种制度可以年复一年有一些低垂的果实可以吃，第二种制度吃完以后，树都砍完了，没有可吃的了。另外一种制度不断有新的果树出现，可以持续的吃到果子。最好的制度就是最后的一种制度，不断有人在栽果树，不断有低垂的果实挂在那里，可以供我们享受。低垂的果实吃完以后，不会为了高垂的果实把树砍掉。
在这一块经济当中，栽果树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栽果树的人，无论是美国过去200年的增长，中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可以说 都是企业家不断的栽培果树，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现在拥有的所有的产品，现在使用的东西，200年前绝大部分都没有，30年代绝大部分也没有，谁创造的，都是企业家创造的。
中国如何维持高速的增长，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低垂的果实采摘完以后，美国还有没有新的果实出来呢？
我认为仍然有另外美国的企业家精神，要看中国的增长，中国的企业家，中国过去30年来基本上归结为从一个计划体制像市场体制这样的转变，这个转 变当中我们出现的企业家我叫他套利型的企业家，他发现市场上的不均衡，然后利用这个不均衡的机会，就开始赚钱，在他赚钱的过程当中就创造大量的财富，从最初的个体户，小商小贩到乡镇企业，后来的90年代的房地产企业，这些我认为他们都是套利型的企业。
这些套利型的企业他赚钱，他们靠市场的不均衡，为什么在中国市场有这么大的不均衡呢？是我们长期的计划体制导致的资源错误配置，到处都是赚钱的 机会，因为每一种产品都短缺，你到香港走一趟，你到任何外国的国家走一趟回来以后，你就可能有一个想法，这个东西我可以做，我就可以赚钱，我们有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尤其在包产到户之后，大量的农民土地上没有办法继续使用这么多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就往城里转移，所以套利型的企业家成为最重要，也是最成功，对中国经济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可能三五年不赚钱
但是，今天随着中国的高速增长，也意味着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我们模仿吸收的高科技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基本上可以说美国、欧洲新的产品出现以后，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同步的我们中国就出现了。几乎每一种传统的产业都可以叫做产能过剩，意味着这市场都进入均衡。
下一步这一块有什么增长？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了创新型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是不一样的，他又创造一种原来没有的东西，套利的企业家看到别人有的可以拿过来，创新型的企业家看不到别人有什么，所以他必须凭自己的想象，凭自己落后精神来去创造一种人类过去不曾有过的东西。
这个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套利型的企业家和创新型的企业家，他们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套利要赚钱，他可能非常的快，找投资，可以赚大钱，随着推移他赚钱越来越难了，而创新型企业家他没有资产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他三年、五年都不能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创新的企业需要VC，需要PE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整个人类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靠市场，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进一步经济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甚至可以说从500年前，从哥伦布去美洲开始，走向全球化，人类市场不断在扩大的过程，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
在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增加这个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
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化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的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经济学家的话已经均衡这些产品，而看到一种过去不存在的这样一种产品。
创新需要体制根本性的变革
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第一桶金，80年代、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拿来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更多的，怎么创新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他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刚才讲的相对而言套利是有风险，风险不那么大，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有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我们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
创造型完全是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容忍这种宽容，每个人的权益没有一个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一个确定的回报，确定的预期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的制度更为敏感，一个国家当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投机倒把的企业家，他们投机倒把可能就被抓起来，关起来了，他们他仍然在试着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法制，我们看到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
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是可能三年、五年，甚至10年、20年，现在所有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男士现在一般都会用刮胡刀，这个刮胡刀最重要主导的一个品牌是吉利，100多年前，吉利这个人他是个小商贩，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他自己面临一个困惑，说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刮破了，而且那时候的刮胡刀就这个，专门找专业电池磨这个刀，使得这个刀太钝了，更没法刮，一刮肯定就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骨刀，所谓安全是我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一般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
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合金，钢材，弄成那么薄，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他就不相信，他就孜孜不倦的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
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都面临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改变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很多次的失败，要是中国真的从一个现在我们说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必须我们的企业家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他们没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一个idea开始，一个idea一定是新的，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我们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我认为美国的体制仍然是可以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企业家，特别是不断有新的人在栽树，一代一代的企业家不断的在栽树，所以我们老有果子吃，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甚至是美国的企业家栽一个树的果子我们已经摘着吃了不少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自己能不能栽出果子来。
如果中国企业家我们栽的果子不仅我们自己能吃，而且美国人也能采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生活的更好，我希望未来的创新不是来自任何一个国家，而是来自全世界，来自全世界的70亿人，中国是人口最大的国家，应该在人类栽更多的果树，使全人类得到更大的幸福。
中国创新能力跟美国没法比
新浪财经：很多学者对美国的经济复苏不太乐观，他们认为从经济增速上看中国比美国更强，您对于中国和美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怎么看？
张维迎：人类好多的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增长，而且带来消费品剩余的增长，今天有大量免费的产品，这是没有办法用GDP统计的。GDP在某种意义上，再一个经济技术不断进步里面它看到会低估人类本身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从技术当中得到的好处。
另外我觉得在2009年之后，有一种悲观的情绪，那个时候中国有一种普遍乐观的情绪，美国人过分的悲观，中国人过分的乐观，这是我在2001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看到这种现象。事实证明了至少我认为中国人过分乐观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过去30年，一直在采摘全世界几代企业家栽的果树的果实，我们以为我们永远有果子吃，甚至有的果树是我们自己栽的，其实好多果树不是我们自己栽的。
现在从过去的3年我们GDP的增长不断的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意味着套利型的企业家来驱动增长的时代，政策因素。
但是，我们的创新型的企业家还是比较少的，看到了好多新一代的企业家，80后、90后，特别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像马化腾这样一些优秀的企业家，总体来讲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新能力跟美国比是不可比的，不是一个数量比，我们所有用的这些新的产品，最基本的技术，大部分是美国传统。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更谦逊一点。
互联网让没有关系的创业者也能成功
新浪财经：您认为互联网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维迎：首先互联网本身，尤其是现在好多互联网的意义全是企业家创造。现在的企业家本身用互联网来创业，使得这种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来讲这一波当中，最简单说在中国过去创业，房地产，没有关系的这群人是很难做的，而在这一波的创业当中，好多的企业家真的是没有关系，没有家庭背景，但是它可以创业，他可以拿到很多钱，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值得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特别是创新型的企业家，可能更有利的发挥。
在过去不大容易，看到北大的好多学生，我昨天在杭州看到北大原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90年生的学生，他搞一个互联网计算，银行间跨入银行间的计算，拿到2000万美金的投资，他在留学期间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是创造一个新的软件，这个在过去是真的不太可能的。过去能不能拿到政府关系的许可，拿到政府给你资源等等的这些东西，大量的草 根人士创业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互联网企业精神一个重要影响，同时我还有一点，我们的认识，一个家企业家成功之后，他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好比一个钢铁企业，成功以后你可能
几十年是一个最好的钢铁，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全国的企业家，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被边缘化，这些也有助于收入分配。而不像过去那种，你再不努力就被新的企业家干掉。
另外，一个经济的增长无论是宏观上的增长，还有企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扩大。而互联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使市场可以扩大，现在租一个小地方，浏阳卖鞭炮烟花厂可以销售到非洲、美洲等等，这些都是靠互联网。
现在我老家有专门卖黄米馍，也可以网上购，很快就可以给你送到，我认为互联网的影响不止是说让我们的交流变得更方便，交流本身变得方便是所有生 产的第一步，而且使我们市场的东西本身在扩大，尤其我认为它对人类思想的交流带来好处，一定带来更多的创新，因为我们所有新的思想都是由过去的思想碰撞而产生的。
有更多的人可以用互联网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新想法，更多的想法意味着人类有更多的新产品，更多的新市场，我们的经济就会更好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一定完全表现在我们劳动生产力。我仍然认为我们人类技术进步带来最大好处是所有商品剩余，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GDP衡量的。
中国很难有家族企业延续下去
张维迎：人口问题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会非常大，增长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增长是人类为了活的更幸福。中国人口问题影响增长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劳动力，还有一个创新。
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在全世界最快的，年平均15%左右。创新为什么会影响呢？创新本身平均而言是年轻人做的事，经济老龄化的时候，无论从需求的该度还是供给的角度，创新的都会有一些收缩，中国人口绝对量很多，这个还应该不是特别严重，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
我们过去看一个家庭几个孩子的时候，大人恨不得孩子都放的开，磕磕碰碰的死掉也没事，现在一个孩子，谁也不舍得让自己的孩子没了，从心理上所有的保险特别多，这个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胆量，我们去创新的胆量，包括父母尽量让这个孩子，他给孩子赚取足够的财富，让孩子什么都不愁的时候，这个国家年轻 一代就会有问题，我希望不是这样，我仍然看到80后、90后有很多的生机。
今天我们不是讨论人口政策，人口政治学家他对人类幸福的负面影响也到一个GDP的负面影响，为什么这么想？可以想像一下，未来一个孩子上面有八 个老人的时候，任何一个老人出问题，这个孩子会精神崩溃，他住在医院，看着还不要侍候。过去说父母或者母亲，我母亲住院的时候，我们姊妹几个，总是可以轮流，我老的时候，就我儿子一个，当老师的还有学生，大量的没有学生怎么办？这个孩子精神上会有极大的问题，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人，他就说人们养孩子只是为了保险，养老，养儿子防老，这有一定的道理，有社会保险，有国家，现在有一些公司专门老年人生意，给你一个好的医院住进去就行了，那不叫人类了，人类一定是有情感的，不是说机器能喂你吃饭你就不要儿子了，儿子在你面前说一句话，和陌生人说一句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计划生育负面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本身的幸福感，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的幸福感，。
这个政策的后果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独生子女小皇帝，不好管，都是次要的问题。30年之后我们会看的更清楚，这也是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从古到今凡是统一治理的政策，很短期看多么的好，越到最后发现它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
我想到19世纪中期有经济学家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跟一个坏的经济学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坏的经济学家只能看到现在看得见的东西，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不仅看到现在看得到的东西，而且要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看得见的，控制人口见效了，那时候大量的经济学家都在宣传，人口专家，现在看到问题了，我们还是有好多理论，好多经济学家我们对任何的政策看的更透彻一些。
前两天去杭州跟一群企业家交流，中国企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接班人问题，老的企业家总会老，尽管这一群人很重要，但是大量的企业来讲需要一定的时间，家族企业的延续。目前我看中国的企业很难有家族企业延续下去，因为他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合适做企业，他是不是愿意做企业？这是很大的问题。虽然现在大量的年轻一代不愿意做这些，他不愿意做这些他这个企业怎么延续下去，中国的现在社会环境是信任度，这就是很大的挑战，中国大量的企业可能由 于接班问题而死亡。
随着财富的增加，大家愿不愿意生孩子，老龄化不是只由于计划生育，没有计划生育的国家，鼓励生育的国家，仍然出现老龄化，这就是人类转型发展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100年前是无法想到的。
中国的问题在哪？不是说老龄化本身，而是中国的老龄化来的如此的突然，所以我原来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原来这个人觉得太胖了，体重超标了，超标以后，当然要锻炼身体，适当的饮食降下来，我们的计划政策为了什么？你超标了，算一下把大腿锯掉就不超标了，然后就把大腿锯掉，然后身高1米7，体重120刚好，没大腿了，他残疾了，这就是我们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后果，只要是简单的中国的老龄化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老龄化混一块。
劳动力成本上升，如果没有增长，劳动力成本不会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本身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人类所有的技术进步，企业家创造的财富，最后都要归于每人，大量的人口工资获得这个收入，劳动成本上升是必然的，一个国家劳动力成本不上升，因为它没有增长，短期内80年代无限过程劳动力， 也不是劳动力没增长，当你的劳动成本突然上去的时候，这个期限就非常的短。
这就是说中国企业突然之间，怎么办呢？相信人类自然的眼睛，有好多自然的灾难，我们的舆情导致的，但是人类自身人为的愚蠢导致的这种灾难，人类本身是没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去克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