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一九四九年8、9月份，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我具体负责毛主席专列和他身边保卫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问题十分周到，做工作也非常细致。在他领导下，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中也没有出现重大漏洞。

    毛泽东评价|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还委派汪东兴做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东兴去办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交由汪东兴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也是经常派汪东兴转达，他还经常派汪东兴代表自己去看望、关照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能如实、完整地表达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文革|保护无辜女护士

1967年10月中旬，组织上为江青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调来一位女护士，她的名字叫周淑英，江青叫她小周。

周淑英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健康的身体，大而有神的眼睛。性格虽然不太活泼，但她爱说爱笑，笑时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她留着一头标准的军人短发，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出身于贫民家庭，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儿红、苗儿正，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能调到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光荣，凭着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尽心尽力地工作。

江青醒着的时候，小周伺候她吃饭、吃药、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针、洗澡、冲牙、换衣服，跟着她出去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以后，小周还要为她洗衣服、熨衣服、测气温、看风向……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惫不堪。没有过多久，她就变得面黄肌瘦了，活泼的神情不见了。她即使是到了那个样子，还是强打精神，硬撑着坚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发高烧，小周废寝忘食地精心护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黑的屋里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声音。黑天陪护，白天还照常工作。江青平时就好出汗，发烧时出汗更多，稍出一点汗，就叫小周换内衣、换被子，把换下来的被子立刻抱到外边晾晒。有时来不及晾晒就用电熨斗熨干，准备了六条被子都倒不过来。就这样，小周五天五夜没有合眼。有一次，她给江青送饭时困得睁不开眼，迈不动腿，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动。有好几次摔倒在地，昏睡过去。我们看在眼里，心疼得直掉眼泪。

有一天中午，小周到机关食堂吃完饭，骑着自行车回10号楼时，由于精力和体力不支，一下子撞在一棵大树上，人跌倒在地就一动不动地睡着了，直到被别人发现后，被搀扶着回到10号楼。

1971年，小周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杨，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打算最近结婚。现在江青同志身体比较好，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办事，最多请五六天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说，拜托你跟她说说，她同意，我们就办，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没有关系的。”

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当领导的都会支持并表示祝贺。但是，江青这个人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我想，对这位护士的结婚请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吃了麦片，到办公室办公(她睡了一大觉，起床后是一天中情绪最稳定的时刻)，我去向她请示小周要求结婚的事。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那好哇，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贺！”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问道：“什么时候结婚？请几天假？”

我说：“你这不是同意了吗？她想最近几天就结婚，准备请五六天的假，办完了事马上回来上班，她不想过多耽误工作。”

江青说：“结婚是终身大事，多休息几天没有关系，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结婚很累人，多休息几天。”

我高兴地说：“我代她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说：“你叫她到我这来一下。”

小周来到江青的办公室，江青当面向她表示祝贺，并送给她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受感动。

可是，当小周离开钓鱼台10号楼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了。

她的下颚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厉声厉色地说：“这个小护士，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我精神、身体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时候，居然离开我，结什么婚？在她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为了革命工作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孩子！你们告诉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她！”

那时，由于通信联络不方便，对江青后来的态度我无法告诉小周。小周后来还是没有逃得了厄运。

我记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当时汪东兴劝那个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如果按照她的意见办，将来会被动的。那位大人物说：“这是首长交代的事，一定照办。”

汪东兴说：“你一定要坚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你就给我写一个收条，说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见从中办五七学校把小周带走了。”

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部某处，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钉死，还专门派了两位女同志“负责她的生活”，解大小便都由两位女同志跟随到厕所。可怜的小周从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小周被突然的打击搞得糊里糊涂，她在那间黑洞洞的屋里大声问看守：“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单独关在这间房子里，不能自由行动？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两位看管小周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位很同情小周，对小周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好好休息，保全自己，将来会搞清楚的，你千万别做傻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周仍不见什么动静，急了，大声疾呼：“这究竟是为什么？把我不明不白地关在这里？如果一个人犯了天大的罪总得审讯吧，为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问我。”

小周这样一闹腾，惊动了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

他问了小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1969年6月，你跟随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后，你在江青的卧室拉开了几扇窗帘？看到什么了？另一个问题是：1970年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住在哪儿？林彪住在哪儿？

小周认为这两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便说：“在上海时，江青的卧室拉开几扇窗帘，要看时间的早晚、天气是晴是阴，以及江青在不在卧室而定，天气晴朗就少开几扇，天气阴就多开几扇；江青在卧室就少开几扇，不在卧室就多开几扇。多开几扇或少开几扇窗帘还会有什么问题吗？至于在庐山，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你去问汪东兴、张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讲，这保密。林彪住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天真无邪的小周哪里知道，问的这两个问题正是江青诬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务的两条罪状。

这位副部长听了小周的回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时，按惯例顺手拉开一扇窗帘，这时有两个哨兵巡逻，从窗外走过去，小周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哨兵。江青却犯了疑，当天下午，江青叫我打电话把张春桥叫去，江青问他：今天中午有两个人从窗外走过去，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企图？查清楚立即告诉我！

第二天，张春桥到江青的住地报告江青调查结果。张春桥说：“昨天中午从你窗外走过去的那两个人是保卫你安全的两个哨兵，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我已告诉他们，以后哨兵巡逻时，不要离你的窗户太近，以免影响你的休息和办公。”

当时江青相信了张春桥的调查，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两年过去了，林彪叛国出逃，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说那天是小周和空四军联系好的(空四军是林彪集团成员王维国领导的部队)，趁江青起床拉开窗帘之机企图用枪打死她。

再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小周同两位工作人员趁江青休息时间，到离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远的小卖部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的确良布，来去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不料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和王秀珍看见了，便向江青告密说：怀疑小周在庐山期间到林彪的住地去过，给林彪通风报信。

这两件事情原来有这样的背景，任凭小周多么聪明，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复杂。

又过了几个月，对小周的“问题”没有人问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闹一顿。果然惊动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后，对小周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闹得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小周趁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她说：“我给江青当护士时，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努力工作，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江青也是问心无愧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那位大人物听了以后说：“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相信党嘛，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这时，小周看见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实事求是，不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声音，是想让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听到，好让他把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的消息传出去，以唤起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说话，为她申冤。

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感到人人自危。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在江青处工作，谁也逃脱不了跟小周一样的下场。我们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想寻找机会发泄发泄。

终于有一天，汪东兴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不让他走，请他听听我们的意见。汪东兴只好坐在小会客厅耐心地听大家发言。大家纷纷问道：“小周有什么罪？为什么那样对待她？小周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

汪东兴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小周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们别着急，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以后，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报告说：“我刚才到江青同志那里去了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心情不平稳，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问：“为什么？”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原来有个护士小周，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怀疑她有问题。江青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证明小周是个好同志，没有任何问题，纷纷要求把小周放出来。”

毛主席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1973年初夏，我们听到小周被释放的消息，十分高兴。但是，没过多久，我和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送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学校劳动。

我记得到了“五七”学校以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小周是从五七学校抓走的，释放以后又被送回五七学校)去看她。小周看到患难与共，久别重逢的战友，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

小周后来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关押我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个对我态度不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待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待什么？我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我始终是忠于党，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当时，我觉得太冤枉了，太难过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的一块灰的。我看到这两块布就气得不得了。我用一条蓝头巾包得好好地给江青退了回去，凡是她的痕迹我一点也不留。不知道为什么，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给我退了回来。当我看见又把东西退了回来，一气之下，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个粉碎。”

我向小周解释了那些东西退回来的原因：当时，汪东兴对我说：“小周退给江青的东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激怒了江青不可，江青一定会往死里整小周不可。”所以，我又把东西退给了小周，这也是为了保护小周，免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小周说：“当时我是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绪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我房里有绳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后来我又想，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了，我终于活下来了。”

抓捕四人帮|宣布了三条纪律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先后通知我们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同志住处开会。由于保密，当时每 个组互不见面，分别由汪东兴亲自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接着汪东兴又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 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第三，明确任务，严守 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他又说，今晚的具体集结时间、地点， 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给你们安排部署。武健华分别给各组布置以后，又分别对一、二、四组的同志说，准备采取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开会的 形式当场解决。对第三组的同志说，江青在她住地解决。他还要各组准备好武器、弹药和手铐、毛巾，一旦他们吵嚷喊叫，就把嘴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