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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女儿口述一家四口惨死

刘少奇女儿口述一家四口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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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亭是王光美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八个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过,“文革”中亲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父母的冤案,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 院。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89年为照顾母亲,回国创业。2006年王光美弥留之际,将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托付给她。

全世界只有我爸说妈妈做饭好吃

刘亭亭的母亲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和刘少奇共同生活了近20年。王光美1921年生于北京,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段祺瑞时期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王光美数学特好,上中学时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1945年,王光美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是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她还考 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的全奖学金博士,但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 译。1947年和谈破裂,她决定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王光美被分配在朱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刘少奇,刘少奇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聪明干练的女孩子。1948年8月,27岁的王光美嫁给了50岁的刘少奇,两人结婚20年,虽历经坎坷,但始终相濡以沫。

一次王光美生病,手脚冰凉,不想惊动医务人员的刘少奇当天夜里就一直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刘少奇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也陪着丈夫工作。晚上 办公要吃夜宵,王光美不愿意打扰厨师休息,就自己动手。每次两人一起参加舞会,最后一支舞曲刘少奇总是请王光美跳。他们的感情交流甚至默契到刘少奇只要咳 嗽一声,王光美就明白他要什么,或者光从刘少奇将茶杯盖放到杯子上的声音轻重,妻子就能知道丈夫要什么。

刘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个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随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鲁豫:你们家有几个成员?

刘亭亭:爸爸、妈妈、外婆、我们6个孩子。孩子们基本都住家里。我爸爸一共有9个孩子。

鲁豫:在您印象中,有没有那种小细节让您觉得爸爸妈妈在一起特别恩爱?

刘亭亭:我妈很会做衣服,织毛衣也不错,做饭就不怎么样,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爸说她做饭好吃。后来我问她一般做什么饭。她说,每天的晚饭实际上是大厨做的,她给我爸做夜宵时就是把剩饭往锅里一倒,加点水一热,烩饭给我爸吃,她就会做这个。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讲比较正式的话题,我们就很安静听我爸讲;如果我爸不讲,我妈就讲。有时候我爸可能嫌我妈讲得多了,但他也不会说你别再 多讲了或者怎么样。他好像从没说过这些,顶多就是一个body touch(身体碰触),摸摸她,我妈就不讲了,反过来问我爸,你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

鲁豫: 他俩互相之间怎么称呼?

刘亭亭:就叫少奇、光美。我妈当着别人的面叫“少奇同志”,因为爸爸不让任何警卫员、秘书叫他主席。我对爸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回忆,因为在我们 家,谁最小谁就有任务去骚扰爸爸,让他停下工作休息一会儿。爸爸每工作3个小时,警卫员就会叫最小的孩子去磨他,比如跑进去打断他的工作,或者拉他到院子 里走走之类的,让他稍微休息一下,要不然他会一直工作下去。

当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我一开始懂事,他们(警卫员)就跑来找我,把我从楼上拉下来或者抱下来,让我骚扰爸爸。我在爸爸批完文件之后跟他学 画画,画小兔子小狗什么的。我们小孩起得早,早上要上学,爸爸妈妈是早上五六点才休息,差不多中午才起床,下午和晚上工作。因为毛主席办公是在夜里,半夜 很晚才睡,所以父母也是晚上办公。我们上学之前看不到他们,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能看到。

我爸爸有特别风趣的一面,比如我小时候不爱吃苦瓜,不吃辣椒。他就说,你不吃我就不带你回老家。他这么一说,我就拼命地吃,吃得流了眼泪还吃。他笑坏了,说是逗着我玩的。

爸爸说: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刘少奇和王光美感情很好,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幸福家庭。不过,刘家的经济拮据在中南海也很出名。夫妇俩的工资加在一起有500多元,按理讲已是 不少了,但是家里子女多,各项开支大,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就有点紧。两人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元,再加上几个孩子每月上学的费用近100元,还要给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钱等,工资所剩 无几。

刘亭亭回忆,她在学校读书时,所有小孩子平时都有几分钱零花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附近小胡同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刘家子女只有眼馋的份儿。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男孩子穿鞋费,总是买新鞋的时间不到,鞋子已经惨不忍睹了,但还得凑合着穿。孩子们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经常分不出男女。

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但王光美却开始发愁。她觉得孩子们 的衣服难登大雅之堂。特别是刘亭亭,所有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她一度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 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让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朵小花掩盖破绽。

刘少奇给子女降低了生活水准,但在对孩子的其他方面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他制定了一个“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自理,15岁独自出门。

60年代初,“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大饥荒席卷中国,刘亭亭当时在学校住宿,这位国家主席的女儿竟然因为饥饿两次晕倒。

鲁豫:听说三年困难时期,您在学校饿倒过,当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刘亭亭:家里吃的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好。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下去吃。我妹妹 没出生之前,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因为我晕倒过,学校要求把我们接回来。爸爸说现在人民都吃不饱,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这样等你们将 来开始为人民做事了,就知道怎么才能不再有让人民吃不饱的日子。

他对男孩更狠一点儿,我哥哥13岁那年暑假去当兵,一开始在警卫局的部队站岗。14岁时,爸爸让他去当骑兵。哥哥自己还挺兴奋的,但我母亲不同意,说这不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俩当着我的面吵嘴。

鲁豫:您见过毛主席吗?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主席跟你们家的哪个小孩儿握手,是您吗?

刘亭亭:是我,我们每个月都见面,因为中南海有时候搞舞会,他们去跳舞的时候,我跟我哥就站在后台看,看完了我俩也比画一下。所以那时候能见着 毛主席,周总理见得也比较多。我们在北戴河休假时,和总理住一个院子,吃完饭,我们就跑到总理家想再吃些水果或点心,因为我们家没有。

1963年,我爸去四国访问的时候,有一天总理突然把我和刘源、刘平平叫去,花了一个下午时间跟我们打乒乓球。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得到情 报,国民党特务要在柬埔寨炸我爸的车。总理可能怕有意外,就把我们召到一块,最后得到报告说没事了,他才放心地说,你们回家玩吧。

当时阴谋刺杀刘少奇的事件被称为“湘江案”。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到金边回访,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

1961年底,台湾当局在南越西贡设立情报站,布置刺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他们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柬 的必经之路,即金边机场与市区之间的公路引爆炸药。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 刘少奇出访安全。4月28日夜,柬方有关部门逮捕了46名台湾特务,案件遂告侦破。这时,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只有48小时,一切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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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逼我打电话,把妈妈骗到清华批斗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厄运开始了。先是在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接着中南海的“造反派”时常进入刘家抄家、批斗、侮辱、围攻刘少奇夫妇,中南海再也不是刘亭亭的宁 静花园。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的安全,曾下过指示不得离开中南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两人刚走,她又派 儿子刘源也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刘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刘亭亭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这下子,王光美和刘少奇马上心急如焚 地往医院赶。但是刚进医院门,就发现上当了,他们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包围了。情急之下,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着刘少奇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去了之后,也被他们扣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 光美打电话。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 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 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鲁豫:那时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处都是有关您父母的漫画。

刘亭亭:对,我们小孩还好一点,因为要回学校去批斗,我妹妹就很惨,她才六七岁,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块打她。

鲁豫: 您恐惧吗,绝望吗?

刘亭亭:不是,没那么复杂,但是我不愿意深谈,这事让人悲痛。那时候警察都处于戒严状态,一有情况我们就要回学校。我爬过城门,也翻过房顶,我们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们发现,就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灾难,因为我们太“黑”了。

鲁豫:您妈妈被骗到清华批斗那次是不是跟您有关?

刘亭亭:对,那件事赖我,当时我还小,他们非逼着我给家里打电话,逼着我骗父母说,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车撞了。妈妈在电话里听完,说周总理不允许我们出去。爸爸说,你不去我去,女儿是因为我挨斗被汽车撞了。我妈说,那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刚一进门,刘源就喊,爸爸妈妈,他们骗你呢,他们要把妈妈骗到清华大学去批斗。我妈一听,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后一挡,我爸一下就愣那儿了。我 妈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后使劲拉我们,最后等于是把我爸给架走了。我们回家后待在院子里,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说,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让你妈妈去作 检讨,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后来可能我爸给周总理打了电话,第二天妈妈被送回来了。

那时我每天都哭着醒来

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

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话说,如果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么敢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3个月后,在江青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着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 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 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8月5日,为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刘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对他们夫妇俩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谩骂和扭打。刘亭亭清楚记得,挨打的时候,母亲突然挣脱,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互相对视,作生命中最后的诀别。

鲁豫:您爸爸妈妈见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候?

刘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时,旁边围着许多群众,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后,他们就开始挨打,鞋都打丢了,我妈和我爸 就是不放手。打他们的人逼着我们小孩站在旁边看,当时我们都在场,我佩服我妈,她关键时刻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次批斗会之后,他们把我父母隔离了,我爸找 不着我妈,腰一下就弯了。他们也不许我们跟他说话,还打他,打得我爸扶着窗台走路。有时我爸出来吃饭,我们就假装洗手和他说几句话。

有一天,突然来辆大卡车,通知我、刘源和刘平平去学校,要把我们一小时内送回学校。当时我们特别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别。他们不让我们去,全拉 走了。第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学校,第二个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到中南海门口,不敢说想见父母,说要见我们的小妹妹。我们也想了其他办法,比 如写信要我们的书啊字典什么的,都是希望爸爸妈妈在送出的东西里能给我们写点什么。

没多久他们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队,他那时16岁。我姐姐被抓走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她在洗衣服。忽然就来了几个人,问哪个是刘平平?我 姐说,我是。人家就把她带走了。我们当时觉得突然,但也没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转头跟我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后来我们每天等她回来吃饭,摆着她的 碗、她的筷子,她没再回来。

鲁豫:您那段时间哭得多吗?

刘亭亭:不是有意识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着醒的。可能那时候哭得多了,现在眼泪倒少了。人家问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说生活的目的很简单,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继续存在),活下来。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丈夫的回答令她泪盈于睫:“因为 相互信任。”爱和信任,在最混乱、最残酷的季节里,温暖着、支撑着这对患难夫妻。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 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 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 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 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 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 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 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什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 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 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 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 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 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 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鲁豫:在监狱里见到妈妈什么样子?

刘亭亭: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

鲁豫:那时妈妈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吗?

刘亭亭:她是我们到监狱去见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们基本上同时知道。

鲁豫:她跟你们提起这个事了吗?

刘亭亭:没,谁都没提。

鲁豫:后来您有没有问过您妈妈,她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是什么力量支撑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来?

刘亭亭: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炼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 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我妈后来跟我讲,在她还没跟我爸分开的 时候,她就攒了一些安眠药,而且跟我爸示意过要不要吃安眠药(结束生命)。我爸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所以她后来再没想过自杀,在监狱里那么 难都没想过自杀。她说,你爸爸说得对,我不能让别人作结论,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她就靠这种信念一直活下来。

鲁豫:你们家庭的境遇真正变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还是一直到您爸爸被平反之后?

刘亭亭:“文革”结束后就好多了。刘源是1977届大学生,我是1978届的。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央对我家不错。有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说,你爸爸这个案子牵扯的人特别多,要给你爸爸平反是一件大事,但是,党是一定会给你爸爸平反的。

鲁豫:这层意思是谁转达给你们的?

刘亭亭:我们去找过胡耀邦,也找过陈云,他们跟我们这么讲,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时间问题——审判“四人帮”的过程。

爸爸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曾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手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算是保住王光美一命。但是王 光美80岁的老母亲,却惨死狱中。曾经承诺“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的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已经不能吞咽食物,只靠鼻饲维持着快要枯竭 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 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晚上,刘少奇赤 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 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后,为压抑痛苦,刘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1978年,她顺利通过 高考,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 王光美离开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1980年2月,刘少奇沉冤昭雪。这一天,举国下半旗致哀。国人停止了一切文艺活动。刘家子女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4位骨肉先后惨死,6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刘少奇曾对孩子们说,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为了实现父亲这个遗愿,刘亭亭和哥哥一起来到河南开封寻找刘少奇的骨 灰。当年刘少奇的尸体拉到火化场后,专案组谎称这是一名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是“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 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无人问津。

1980年5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和刘澜涛的陪同下,王光美率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将刘少奇的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后,在妻子和孩子的放声痛哭中,刘少奇的骨灰被撒入祖国的海域。

刘亭亭:当时特别想找到爸爸的骨灰。我们知道他死在河南,就在河南找;在河南找不着,就上北京找。当时刘源看到一个没名字的骨灰盒,但是有面党 旗盖在上面。他还拿了一点撒到天安门的金水桥。我说,如果不是爸爸的怎么办?他说即使不是爸爸的,肯定也是一位冤屈的老革命,我帮他撒到金水桥,让他看看 现在的中国有多好。我爸爸的骨灰最后还是从河南找回来了,一个不太好的骨灰盒子,上面写着“烈性传染病人刘卫黄”,这其实是我父亲的原名。河南省省长把这 交给我妈妈。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一下飞机就看见很多人,他们都是自发来的,没有组织。

鲁豫: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您妈把脸贴在骨灰盒上。

刘亭亭:后来我们去看了爸爸去世时的地方,一个担架,一张床,一个枕头,枕头好像还是西哈努克送的。我妈一把抓起那个枕头,使劲抓。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老去想,但是忘不了,绝不能忘。

鲁豫:母亲被关了那么长时间,父亲死得那么惨,作为孩子心中会不会有很深的怨恨?会不会去恨某个人?

刘亭亭:我们很小就被放到社会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遇到大事的时候能比较镇静。但是我有时看一些讲 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电视剧,其实是特无聊的片子,我可以看得泪如雨下。我觉得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个方面有个疤,这个疤不能揭。

我们家后来也经历了几道难关,我妈得癌症是一关;我当初回国成立公司,放弃了原先很好的工作,也是一关;我姐姐(刘平平)工作非常好,哥伦比亚 大学博士生,忽然就脑溢血了,一个中午就不行了,她有一个11岁的儿子,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我自己没有孩子,就收养了我姐姐的孩子。我们家经过许多人生 悲剧,但基本上我的人生观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黑的、白的、灰的,什么颜色我都见过。信不信来生不管,我只是要明白在将来的路上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本文摘自《鲁豫有约·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