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亭是王光美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八个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过，“文革”中亲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父母的冤案，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 院。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89年为照顾母亲，回国创业。2006年王光美弥留之际，将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托付给她。
全世界只有我爸说妈妈做饭好吃
刘亭亭的母亲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和刘少奇共同生活了近20年。王光美1921年生于北京，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段祺瑞时期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王光美数学特好，上中学时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1945年，王光美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是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她还考 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的全奖学金博士，但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 译。1947年和谈破裂，她决定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王光美被分配在朱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刘少奇，刘少奇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聪明干练的女孩子。1948年8月，27岁的王光美嫁给了50岁的刘少奇，两人结婚20年，虽历经坎坷，但始终相濡以沫。
一次王光美生病，手脚冰凉，不想惊动医务人员的刘少奇当天夜里就一直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刘少奇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也陪着丈夫工作。晚上 办公要吃夜宵，王光美不愿意打扰厨师休息，就自己动手。每次两人一起参加舞会，最后一支舞曲刘少奇总是请王光美跳。他们的感情交流甚至默契到刘少奇只要咳 嗽一声，王光美就明白他要什么，或者光从刘少奇将茶杯盖放到杯子上的声音轻重，妻子就能知道丈夫要什么。
刘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个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随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鲁豫：你们家有几个成员？
刘亭亭：爸爸、妈妈、外婆、我们6个孩子。孩子们基本都住家里。我爸爸一共有9个孩子。
鲁豫：在您印象中，有没有那种小细节让您觉得爸爸妈妈在一起特别恩爱？
刘亭亭：我妈很会做衣服，织毛衣也不错，做饭就不怎么样，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爸说她做饭好吃。后来我问她一般做什么饭。她说，每天的晚饭实际上是大厨做的，她给我爸做夜宵时就是把剩饭往锅里一倒，加点水一热，烩饭给我爸吃，她就会做这个。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讲比较正式的话题，我们就很安静听我爸讲；如果我爸不讲，我妈就讲。有时候我爸可能嫌我妈讲得多了，但他也不会说你别再 多讲了或者怎么样。他好像从没说过这些，顶多就是一个body touch(身体碰触)，摸摸她，我妈就不讲了，反过来问我爸，你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
鲁豫： 他俩互相之间怎么称呼？
刘亭亭：就叫少奇、光美。我妈当着别人的面叫“少奇同志”，因为爸爸不让任何警卫员、秘书叫他主席。我对爸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回忆，因为在我们 家，谁最小谁就有任务去骚扰爸爸，让他停下工作休息一会儿。爸爸每工作3个小时，警卫员就会叫最小的孩子去磨他，比如跑进去打断他的工作，或者拉他到院子 里走走之类的，让他稍微休息一下，要不然他会一直工作下去。
当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我一开始懂事，他们(警卫员)就跑来找我，把我从楼上拉下来或者抱下来，让我骚扰爸爸。我在爸爸批完文件之后跟他学 画画，画小兔子小狗什么的。我们小孩起得早，早上要上学，爸爸妈妈是早上五六点才休息，差不多中午才起床，下午和晚上工作。因为毛主席办公是在夜里，半夜 很晚才睡，所以父母也是晚上办公。我们上学之前看不到他们，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能看到。
我爸爸有特别风趣的一面，比如我小时候不爱吃苦瓜，不吃辣椒。他就说，你不吃我就不带你回老家。他这么一说，我就拼命地吃，吃得流了眼泪还吃。他笑坏了，说是逗着我玩的。
爸爸说：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刘少奇和王光美感情很好，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幸福家庭。不过，刘家的经济拮据在中南海也很出名。夫妇俩的工资加在一起有500多元，按理讲已是 不少了，但是家里子女多，各项开支大，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就有点紧。两人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元，再加上几个孩子每月上学的费用近100元，还要给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钱等，工资所剩 无几。
刘亭亭回忆，她在学校读书时，所有小孩子平时都有几分钱零花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附近小胡同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刘家子女只有眼馋的份儿。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男孩子穿鞋费，总是买新鞋的时间不到，鞋子已经惨不忍睹了，但还得凑合着穿。孩子们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经常分不出男女。
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但王光美却开始发愁。她觉得孩子们 的衣服难登大雅之堂。特别是刘亭亭，所有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她一度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 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让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朵小花掩盖破绽。
刘少奇给子女降低了生活水准，但在对孩子的其他方面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他制定了一个“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自理，15岁独自出门。
60年代初，“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大饥荒席卷中国，刘亭亭当时在学校住宿，这位国家主席的女儿竟然因为饥饿两次晕倒。
鲁豫：听说三年困难时期，您在学校饿倒过，当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刘亭亭：家里吃的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好。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下去吃。我妹妹 没出生之前，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因为我晕倒过，学校要求把我们接回来。爸爸说现在人民都吃不饱，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这样等你们将 来开始为人民做事了，就知道怎么才能不再有让人民吃不饱的日子。
他对男孩更狠一点儿，我哥哥13岁那年暑假去当兵，一开始在警卫局的部队站岗。14岁时，爸爸让他去当骑兵。哥哥自己还挺兴奋的，但我母亲不同意，说这不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俩当着我的面吵嘴。
鲁豫：您见过毛主席吗？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主席跟你们家的哪个小孩儿握手，是您吗？
刘亭亭：是我，我们每个月都见面，因为中南海有时候搞舞会，他们去跳舞的时候，我跟我哥就站在后台看，看完了我俩也比画一下。所以那时候能见着 毛主席，周总理见得也比较多。我们在北戴河休假时，和总理住一个院子，吃完饭，我们就跑到总理家想再吃些水果或点心，因为我们家没有。
1963年，我爸去四国访问的时候，有一天总理突然把我和刘源、刘平平叫去，花了一个下午时间跟我们打乒乓球。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得到情 报，国民党特务要在柬埔寨炸我爸的车。总理可能怕有意外，就把我们召到一块，最后得到报告说没事了，他才放心地说，你们回家玩吧。
当时阴谋刺杀刘少奇的事件被称为“湘江案”。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到金边回访，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
1961年底，台湾当局在南越西贡设立情报站，布置刺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他们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柬 的必经之路，即金边机场与市区之间的公路引爆炸药。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 刘少奇出访安全。4月28日夜，柬方有关部门逮捕了46名台湾特务，案件遂告侦破。这时，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只有48小时，一切有惊无险。
造反派逼我打电话，把妈妈骗到清华批斗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厄运开始了。先是在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接着中南海的“造反派”时常进入刘家抄家、批斗、侮辱、围攻刘少奇夫妇，中南海再也不是刘亭亭的宁 静花园。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的安全，曾下过指示不得离开中南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两人刚走，她又派 儿子刘源也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刘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刘亭亭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这下子，王光美和刘少奇马上心急如焚 地往医院赶。但是刚进医院门，就发现上当了，他们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包围了。情急之下，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着刘少奇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去了之后，也被他们扣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 光美打电话。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 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 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鲁豫：那时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处都是有关您父母的漫画。
刘亭亭：对，我们小孩还好一点，因为要回学校去批斗，我妹妹就很惨，她才六七岁，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块打她。
鲁豫： 您恐惧吗，绝望吗？
刘亭亭：不是，没那么复杂，但是我不愿意深谈，这事让人悲痛。那时候警察都处于戒严状态，一有情况我们就要回学校。我爬过城门，也翻过房顶，我们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们发现，就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灾难，因为我们太“黑”了。
鲁豫：您妈妈被骗到清华批斗那次是不是跟您有关？
刘亭亭：对，那件事赖我，当时我还小，他们非逼着我给家里打电话，逼着我骗父母说，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车撞了。妈妈在电话里听完，说周总理不允许我们出去。爸爸说，你不去我去，女儿是因为我挨斗被汽车撞了。我妈说，那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刚一进门，刘源就喊，爸爸妈妈，他们骗你呢，他们要把妈妈骗到清华大学去批斗。我妈一听，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后一挡，我爸一下就愣那儿了。我 妈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后使劲拉我们，最后等于是把我爸给架走了。我们回家后待在院子里，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说，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让你妈妈去作 检讨，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后来可能我爸给周总理打了电话，第二天妈妈被送回来了。
那时我每天都哭着醒来
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
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话说，如果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么敢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3个月后，在江青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着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 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 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8月5日，为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刘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对他们夫妇俩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谩骂和扭打。刘亭亭清楚记得，挨打的时候，母亲突然挣脱，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互相对视，作生命中最后的诀别。
鲁豫：您爸爸妈妈见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候？
刘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时，旁边围着许多群众，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后，他们就开始挨打，鞋都打丢了，我妈和我爸 就是不放手。打他们的人逼着我们小孩站在旁边看，当时我们都在场，我佩服我妈，她关键时刻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次批斗会之后，他们把我父母隔离了，我爸找 不着我妈，腰一下就弯了。他们也不许我们跟他说话，还打他，打得我爸扶着窗台走路。有时我爸出来吃饭，我们就假装洗手和他说几句话。
有一天，突然来辆大卡车，通知我、刘源和刘平平去学校，要把我们一小时内送回学校。当时我们特别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别。他们不让我们去，全拉 走了。第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学校，第二个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到中南海门口，不敢说想见父母，说要见我们的小妹妹。我们也想了其他办法，比 如写信要我们的书啊字典什么的，都是希望爸爸妈妈在送出的东西里能给我们写点什么。
没多久他们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队，他那时16岁。我姐姐被抓走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她在洗衣服。忽然就来了几个人，问哪个是刘平平？我 姐说，我是。人家就把她带走了。我们当时觉得突然，但也没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转头跟我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后来我们每天等她回来吃饭，摆着她的 碗、她的筷子，她没再回来。
鲁豫：您那段时间哭得多吗？
刘亭亭：不是有意识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着醒的。可能那时候哭得多了，现在眼泪倒少了。人家问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说生活的目的很简单，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继续存在)，活下来。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丈夫的回答令她泪盈于睫：“因为 相互信任。”爱和信任，在最混乱、最残酷的季节里，温暖着、支撑着这对患难夫妻。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 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 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 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 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 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 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 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什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 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 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 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 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 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 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鲁豫：在监狱里见到妈妈什么样子？
刘亭亭：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
鲁豫：那时妈妈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吗？
刘亭亭：她是我们到监狱去见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们基本上同时知道。
鲁豫：她跟你们提起这个事了吗？
刘亭亭：没，谁都没提。
鲁豫：后来您有没有问过您妈妈，她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是什么力量支撑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来？
刘亭亭：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炼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 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我妈后来跟我讲，在她还没跟我爸分开的 时候，她就攒了一些安眠药，而且跟我爸示意过要不要吃安眠药(结束生命)。我爸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所以她后来再没想过自杀，在监狱里那么 难都没想过自杀。她说，你爸爸说得对，我不能让别人作结论，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她就靠这种信念一直活下来。
鲁豫：你们家庭的境遇真正变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还是一直到您爸爸被平反之后？
刘亭亭：“文革”结束后就好多了。刘源是1977届大学生，我是1978届的。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央对我家不错。有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说，你爸爸这个案子牵扯的人特别多，要给你爸爸平反是一件大事，但是，党是一定会给你爸爸平反的。
鲁豫：这层意思是谁转达给你们的？
刘亭亭：我们去找过胡耀邦，也找过陈云，他们跟我们这么讲，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时间问题——审判“四人帮”的过程。
爸爸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曾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手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算是保住王光美一命。但是王 光美80岁的老母亲，却惨死狱中。曾经承诺“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的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已经不能吞咽食物，只靠鼻饲维持着快要枯竭 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 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晚上，刘少奇赤 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 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后，为压抑痛苦，刘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1978年，她顺利通过 高考，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 王光美离开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1980年2月，刘少奇沉冤昭雪。这一天，举国下半旗致哀。国人停止了一切文艺活动。刘家子女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4位骨肉先后惨死，6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刘少奇曾对孩子们说，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为了实现父亲这个遗愿，刘亭亭和哥哥一起来到河南开封寻找刘少奇的骨 灰。当年刘少奇的尸体拉到火化场后，专案组谎称这是一名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是“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 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无人问津。
1980年5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和刘澜涛的陪同下，王光美率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将刘少奇的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后，在妻子和孩子的放声痛哭中，刘少奇的骨灰被撒入祖国的海域。
刘亭亭：当时特别想找到爸爸的骨灰。我们知道他死在河南，就在河南找；在河南找不着，就上北京找。当时刘源看到一个没名字的骨灰盒，但是有面党 旗盖在上面。他还拿了一点撒到天安门的金水桥。我说，如果不是爸爸的怎么办？他说即使不是爸爸的，肯定也是一位冤屈的老革命，我帮他撒到金水桥，让他看看 现在的中国有多好。我爸爸的骨灰最后还是从河南找回来了，一个不太好的骨灰盒子，上面写着“烈性传染病人刘卫黄”，这其实是我父亲的原名。河南省省长把这 交给我妈妈。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一下飞机就看见很多人，他们都是自发来的，没有组织。
鲁豫：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您妈把脸贴在骨灰盒上。
刘亭亭：后来我们去看了爸爸去世时的地方，一个担架，一张床，一个枕头，枕头好像还是西哈努克送的。我妈一把抓起那个枕头，使劲抓。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老去想，但是忘不了，绝不能忘。
鲁豫：母亲被关了那么长时间，父亲死得那么惨，作为孩子心中会不会有很深的怨恨？会不会去恨某个人？
刘亭亭：我们很小就被放到社会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遇到大事的时候能比较镇静。但是我有时看一些讲 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电视剧，其实是特无聊的片子，我可以看得泪如雨下。我觉得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个方面有个疤，这个疤不能揭。
我们家后来也经历了几道难关，我妈得癌症是一关；我当初回国成立公司，放弃了原先很好的工作，也是一关；我姐姐(刘平平)工作非常好，哥伦比亚 大学博士生，忽然就脑溢血了，一个中午就不行了，她有一个11岁的儿子，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我自己没有孩子，就收养了我姐姐的孩子。我们家经过许多人生 悲剧，但基本上我的人生观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黑的、白的、灰的，什么颜色我都见过。信不信来生不管，我只是要明白在将来的路上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本文摘自《鲁豫有约·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