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绍光)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 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 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 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 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 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 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 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 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 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 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 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 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 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 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 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 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 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 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 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 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 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 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 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 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 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 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 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 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 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 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 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 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 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 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 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 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 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 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 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 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 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