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25日凌晨1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水乡走出的阿季
文/文化记者成长 1911年7月，大清朝行将就木，杨绛出生在帝国的国都北京，取名季康，小名阿季。与民国年间许多名媛一样，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法律学者、律师、日本和美国的海归留学生，并曾在海外组建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杨绛出生的时候，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杨家是无锡人，彼时客居北京，杨绛因而成为杨家唯一在北京出生的儿女，因嫌北方稳婆力大粗暴，杨家特意花十五两银子请了日本产科医生接生，后来她的姊妹说笑道，兄弟姊妹全部接生费，也不及阿季的一个零头。
杨绛童年时期正值中国风云际变之时，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北洋统治，由于杨荫杭从事法律事务，与政治联系紧密，也随着政治局势多次变更职务，却总将杨绛带在身边。多次南下北上、辗转各地，她欢乐的笑声成了父母最大的宽慰。杨绛六岁进入北京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小上学。有一次三姑母陪同外宾来参观小学，正值孩子们吃午饭，看到她碗前掉了些饭粒便耳语嘱咐了几句，只见她连忙捡起饭粒塞进嘴里，紧接着旁边的小学生看见忙不迭地一一效仿，从背后看过去，一排长相相似的女孩梳着两根牛角辫、露着一个白脖子捡饭粒的样子把姑母逗坏了。由于三姑母在女高师工作，阿季经常被待到大学部去玩儿，还常常在演出中被借去当作“花神”，或者和大学生们一起在运动会上表演跳绳。
1917年，杨荫杭在仕途上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时杨荫杭主持京师高等检察厅工作，负责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许世英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北洋军阀中的红人，在京城颇有社会联系，许多官员给杨家打来电话为他说情。杨荫杭执法公道、不徇私情，仍按规章进行调查取证，不料司法部却以“违背职务”的名义停止了他的职务。腐败的北洋政府让本来志存高远的杨荫杭灰心丧气，愤然离京南下，回到老家无锡。这一番周折加上饮食不当，使得杨荫杭害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有时甚至说起胡话。杨家试过了各种药物，甚至还请了佛道之流在家里做起了法事为杨荫杭招魂。年幼的阿季当时就被安排在厨房里高喊：“爸爸！转来吧！”然后见到地面漂浮的东西就捉住，塞进红纸里放在爸爸的枕头下。杨绛后来回忆时还感慨：“深更半夜，我那一声声叫喊大约也很凄惨的。”
父亲病重期间，母亲对家庭的打理和照料让杨绛感触很深，她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回忆她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声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人性与世态》。”她也坦然，自己深受母亲贤惠美德的影响，并自愧姐妹几个结婚后，“待丈夫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1920年，杨绛跟随两位姐姐的脚步进上海启明女校就读，这是法国天主教会专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著名女子学塾。启明女校施行完全西化的教育和管理，回忆启明女校的三年时光时，杨绛最为感慨的是锻炼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小孩子们常常因为吵架而分帮派，并询问其他孩子帮哪一伙，“聪明”的同学会选择两边都帮，不得罪任何一方。而杨绛固执地选择“都不帮”，并坚信自己没错。
杨家的家庭越来越庞大，于1923年举家迁居苏州，12岁的杨绛开始了在苏州振华女中五年的生活。由于是插班，学校要对杨绛补行入学考试，她拿到的题目是《论女子的解放》。这个题目让她有点傻眼，因为她自小在家里和学校就是淘气精，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女子”，更别说什么“女子的解放”了。振华女中的校长王季玉办学有方，她想方设法延聘名师来校任教，教科书采用外国教科书最新的版本。杨绛在这里得到了系统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培养了读书的热情。当初那个淘气贪玩的阿季慢慢变成了一个书虫。父亲教她一篇《左传》，她下来自己读完了全书。读到英文课本里《Ivanhoe》（《劫后英雄传》）的选段，她在暑假里将英文原著找来边查字典边读完了。有时生病不上课，杨绛就窝在寝室里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她曾对父亲说，三天不读书便“不好过”，若是一星期不读书，“都白活了”。杨绛在振华每年成绩都是第一，提前一年毕业，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吴大学。因为杨绛的优秀，东吴大学此后对振华毕业生全部免试录取。
如今，苏州十中校园里坐落着一尊石头，上书“实事求是”字样，这是杨绛题写的王季玉老校长对她们的训词。1938年，刚回国的杨绛又被母校振华聘为校长，这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当“领导”。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苏州东吴大学最好的两个专业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杨绛听过南丁格尔的故事，本身对医学很有兴趣。然而她虽然理科成绩很好，却很怕杀生，没法做实验。法学是父亲杨荫杭的专业，杨荫杭却第一个反对她学法律，认为这对一个女孩子并不适宜。偏偏当时的东吴大学还没有文学系，她只好读了政治系，但并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中外文学书籍。在东吴期间，杨绛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如后来成为有机化工专家的孙令衔，以及之后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们常互相介绍新书，一起讨论，有时还展开读书竞赛。大三时，她获得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美国留学，她不想给家里加重负担而拒绝了，比洋学位更吸引她的是去清华大学研习文学。
1931年，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动荡的局势影响到安静的校园，苏州东吴大学也有请愿的学生，但他们却把在东吴附中读书的蒋纬国拉出来做领队开路，一路没有受到阻挠，在南京反而受到招待。杨绛等其他同学对此感到鄙夷，许多女生在杨绛的领头下为华北水灾捐款，并自己动手买棉花做棉衣。因为学生罢考闹得太凶，学校被迫停课，杨绛又临毕业不愿浪费时间，便申请北上去燕京大学借读。1932年2月，杨绛与好友周芬、孙令衔等回到阔别已久的北平。后来她听取了在清华读书的好友蒋恩钿建议，改在清华大学借读，也遂了她的清华梦。只是当时的她并不知道，她将在这里邂逅自己相伴一生的那个男人。
那是参加完燕京入学考试之后，杨绛前往清华看蒋恩钿，与前去看表兄的孙令衔同行。返回的时候，杨绛与孙令衔的这位表兄在古月堂门口见了短短一面，他们只互相打了个招呼，没有多余的话，却在别后记下了对方的名字：杨季康、钱锺书。
当时的杨绛21岁，正是妙龄少女，却还从未谈过恋爱。钱锺书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也尚未婚配，虽有当时著名的学者叶恭绰想招赘他为婿，钱锺书却并未认可，而对仅见过一面的杨绛念念不忘。偏偏他们的中间人孙令衔在其中误传信息，对杨绛说钱锺书已经订婚，对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钱锺书不信，写信给杨绛约她在清华工字厅相见。
“我没有订婚”钱锺书说。
“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说。
此后他们开始用信件交流，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后就会有人立即送往宿舍，十分方便。他们开始互相介绍书，都是用英文写信，后来钱锺书寄来他的英文作品，杨绛十分欣赏。信越写越频繁，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一天一封。两人渐渐开始约会，像许多亲密的情侣一样并肩走在狭窄的荷塘小道上。有时杨绛与女友们散步回屋，心里却满心期待着桌上钱锺书寄来的信，她感到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
实际上，与杨绛做了多年同学的费孝通当时对她也有好感，听说此事后还专门来清华找杨绛论理，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后来，费孝通与钱锺书夫妇一直都是友好的朋友关系，这段往事成为了他们的笑谈，钱锺书还借《围城》中赵辛楣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说，他与费孝通是“同情人”。
1933年，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正式订婚。钱锺书后来用八个字总结这位相濡以沫的爱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妻子、情人、朋友的完美结合
钱锺书一心想报考中英庚款留英奖学金，但奖学金要求应试者必须有两年社会服务经历。钱锺书从而放弃了在清华继续深造的机会，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担任了两年英语讲师，与此同时，杨绛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部，终于能够在自己热爱的文学海洋中遨游。她的课程异常丰盛，有翟孟生的《欧洲文学史》、梁宗岱的《法国文学》、吴宓的《中西诗比较》、朱自清的《散文》。在朱自清的课上，杨绛的作文很出色，被当堂朗读。一次下课，朱自清告诉杨绛，她的作文可以拿去发表，并自愿帮杨绛投稿，令杨绛欢喜不已。但等了几个月却没有了下文，就当她已经忘记此事时，一天看到几个女生围在一起读《大公报》，报上刊登的正是她的《收脚印》。杨绛高兴坏了，暗暗对自己说：“我当作家了”。后来朱自清还将杨绛的结课作业、也即她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发表在《大公报》上，此文后被选入林徽因编的小说选集中，广受好评。
两地分居之际，杨绛与钱锺书仍保持书信往来。钱锺书还淘气地在信封上变换发信人的落款。有时候提“奏章”，门房送信的就喊：“四小姐，奏章来了。”后来一封信的落款变成“门内角落”，杨绛实在不懂回信询问，才知“门内”是money（钱），“角落”是clock（钟）。
1935年，钱锺书以高分考上了庚款留英，他是本届唯一被录取专攻英国文学的学生。许多人在考前听说钱锺书要报考，纷纷改报其他专业。杨绛决定休学一年，跟随钱锺书一起留洋。行前，他们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在牛津大学，杨绛作为旁听生，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她将这些时间都用来钻入牛津大学总图书馆“饱蠹楼”读书。杨绛为自己制定了读书计划，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是一个一个作家、一本一本经典，按照文学史的顺序往下读。她羡慕钱锺书有严厉的导师为他批改作文，便要求钱锺书充当自己的“导师”，完全按照他的导师要求他那样要求自己，批改自己的文章。两人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留学生活。
杨绛怀孕了，钱锺书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1937年，他们的独女钱瑗在英国诞生，开始了“我们仨”的日子。
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也明显感到了即将到来的战火味。顾及国家和亲人的安危，钱锺书与杨绛决定携女归国。彼时，上海已经沦陷，钱锺书受聘西南联大教授，要去昆明任教，杨绛则关心在沦陷区的老父亲，二人在香港码头依依惜别。抗战八年中，钱锺书与杨绛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尽管如此，他们在相隔两地时仍互相通信、互致安慰。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大声呵斥：“岂有此理！”周围人对她捏了一把汗，日本兵却被镇住了，不敢造次。
在此期间，杨绛一家与剧作家陈麟瑞夫妇来往密切，杨绛在陈麟瑞那里借来许多关于西方戏剧的书籍，对戏剧产生了热情。一次与陈麟瑞、李健吾等吃饭，边吃边聊戏，两位剧作家都怂恿杨绛也写一个故事试一试。很快，杨绛的四幕剧本《称心如意》就出炉了，没过几天，李健吾兴奋地告诉她，她的剧本被导演黄佐临看中，马上准备排演了。杨绛惊喜万分，却又怕用了真名写在海报上出丑，于是将“杨季康”按读音缩成“杨绛”，“杨绛”一名从此伴随了她的一生。
《称心如意》演出后大获成功，评论家称其为“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杨绛在戏剧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又陆续写成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作品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后来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十分赞赏，说：“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弄真成假》上演时，钱锺书也去剧场观看，回来后深受启发，对杨绛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立即表示支持，还建议他减少授课腾出创作时间，而她则勤俭持家，亲自劈柴、生火、烧饭、洗衣，常常切破手指或被滚油烫出包来。几年后，钱锺书长篇小说《围城》面世。小说在报刊上连载，读者都在打听钱锺书是谁，有人答道，钱锺书就是杨绛的丈夫。
钱锺书感激妻子，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他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细心为灵魂清点行囊
1949年，上海迎来了解放，杨绛的身体也因长期操劳而日渐疲乏。正值清华大学吴晗来上海招聘，钱锺书想为家庭换个环境，欣然受邀北上重返母校，开始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
杨绛不愿受会议琐事的搅扰，在清华任兼职教授，自称“散工”。课业闲暇，她最大的消遣是读小说。一次偶然读到一本英译的西班牙名著《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很喜欢，于是认认真真将它翻译成中文书《小癞子》。人生从此又为她开启了翻译这扇大门。1952年，杨绛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她翻译了四十七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好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将《堂吉诃德》的重译任务交给了她。杨绛对比了英、法译本，发现出入很多，如果忠实原著必须从原文版本翻译。47岁的杨绛为此重新开始学习西班牙文，而后从西班牙文原著重新翻译《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译稿在“文革”中惨遭摧毁，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终竟奇迹般逃过劫难。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还不知情，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1986年，75岁的杨绛从西班牙国王手中接过“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的荣誉。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钱锺书和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非人的对待和批斗。杨绛不仅被抢走了翻译稿，还被剃成了“阴阳头”。她将女儿留在柜里的大辫子找出来，花了一夜把它做成了假发顶在头上。红卫兵惩罚她去打扫厕所，她认认真真地将污秽不堪的厕所擦洗地焕然一新，然后蹲在厕所里逮着空子读书。一次杨绛在揭发钱锺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申辩，被揪到千人大会上做批斗。面对呵斥的凶煞嘴脸，她倔强地顶嘴：“就是不符合事实！”
杨绛将十年浩劫看做大片的乌云，而将遭劫的人们由此产生的同情和友爱比喻为乌云的银边或金边。她感叹：“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写的《干校六记》由胡乔木“开绿灯”，得以在大陆出版。胡乔木对此书的评价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97年、1998年，钱瑗与钱锺书相继过世，人们惦记着孤孑一人的杨绛，却不曾想到已近期颐之年的她仍能生发出令人惊讶的能量。90岁以后的杨绛做了哪些事？她相继写成了《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口述由吴学昭执笔完成了《听杨绛讲故事》，并把钱锺书7万余页的笔记整理得井井有条，陆续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她丰富的精神世界似乎并未随着年龄衰老或停滞。
周国平这样评价杨绛：“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