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保禄
3月31日下午，有微博网友爆料称，中午12时许，一男子从高达108米的江苏宜兴市龙背山森林公园文峰塔跳下。18时许，宜兴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称，跳塔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系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患有抑郁症，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另据媒体消息，就在蒋洪亮自杀的前一天，3月30日上午，无锡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江苏省委对无锡市主要领导的任命：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小敏调任无锡。有参会人员对记者证实，当天，蒋洪亮出席了会议，坐在前排。无锡电视台的新闻也显示，当天的会议上，蒋洪亮穿着蓝色衬衣、黑色西服，双手合拢，表情看不出异常。
尽管蒋洪亮跳塔身亡的真正原因尚待进一步调查，但他的悲剧性结局却无疑又让中国“非正常死亡官员”的名单上多了一个人数。记得早在去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以《2013年以来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作者徐霄桐、孙悦）为题，盘点了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54名各级官员，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有23人，占到总人数的42.6%。其中有8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自杀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死因是喝酒和意外事故，均为9人，其余13人则要么死于他杀、不明原因的坠楼或包括死刑在内的其它原因。无独有偶，今年元旦过后，中组部下发了关于统计“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月15日之前汇总上报。在统计表的“自杀原因选项”中，包含有A、涉嫌违纪违法；B、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C、工作压力大；D、生活压力大；E、家庭矛盾；F、自杀原因不明；G、其他原因。
因为宜兴市警方说蒋洪亮“患有抑郁症”，我不由地想起了几位被官方公布为“因抑郁症”而“非正常死亡”的官员：2013年1月8日18时许，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祁晓林在自己办公室的洗手间自缢身亡，终年55岁，官方解释是“祁晓林同志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2014年1月4日下午，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经抢救无效逝世，其家属对媒体的解释是“白中仁近来患有抑郁症”（而在白中仁跳楼之前，铁路系统已有一名年仅39岁的南宁铁路局总调度长李智，因为“抑郁症”而跳楼身亡，他是刘志军案爆发后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自杀的处级干部）；2014年3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大公网就此向国务院新闻办求证，该办一位权威人士称，“李伍峰副主任因严重抑郁坠楼身亡。”还有更多，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毋庸置疑，上述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几乎都是在2012年底的“十八大”后发生的，而“十八大”后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由中央掀起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官员的自杀，自然会引发公众的猜测与质疑：是权力滥用后的畏罪还是复杂人际背后的压力？是自愿死了我一个保护全家人还是被他人变相灭口？是消极厌世还是劣迹败露？……然而，在许多疑点和问题尚未得到澄清时，相关部门或家属、同事却已经给出了确定的解释：是因为长期患有抑郁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合理、科学又得体的解释，毕竟，在今日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全球因患抑郁症而自杀身亡的人不在少数，而且有包括明星、富翁在内的各色人等，如几天前将载有150人的德翼航班故意撞毁的卢比茨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中国的各级官员因抑郁症自杀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吗？可是，问题的症结也许恰好在这里：就因为这样的解释合理、科学又得体，它就有可能被滥用来当作遮羞布、替罪羊或麻醉剂，一来遮盖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二来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三来不去面对问题的真相，继续怀着侥幸心理混日子！
鉴于上述原因，在面对蒋洪亮的不幸死亡时，宜兴市警方在第一时间称他患有“抑郁症”自然难免让网友们感到蹊跷和不解：难道警方已经掌握了死者生前就诊的病历和服用的药物甚至留下的绝命书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抑郁症”？为何过去这些年来，没有人关注过他的病情并帮助他治疗呢？……总而言之，面对一个戛然而止的鲜活生命，仅仅用一句简单的“患有抑郁症”的确无法说明所有的问题，相反，这样的悲剧理应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采取有效行动来帮助这些“患病”的党政干部，最好是能“防患于未然”的行动，以免同样的悲剧继续发生，则善莫大焉！
